勞工党的“文革”大會

我在1967年10月21日被派往採訪馬來亞勞工党第13屆代表大會。地點是在檳城二條路新春滿園大會堂。這是勞工党最后一次的代表大會，也因這個大會扭轉了整個左派的命運，因此是值得一提的。

這一年，勞工党的政治斗爭路線已明顯向左轉，而且轉向街頭斗爭。逐漸對議會斗爭失去信心和興趣，因為它的許多領袖都被扣捕于集中營中。

這裡有需要分析一下勞工党在60年代的蛻變。原本從1955年到1958年擔任全國主席的拉瑪納旦于1959年出任喬治市市長兩年後被換馬，埋下他心中的不滿。雖然他同時也在1959年中選檳州州議員，但他在1963年伙同其他人退出勞工党。不久即參加國大党，且在1964年代表國大党參加州議會選舉而勝出，成為王保尼首席部長的州行政議員，與勞工党站在對立面。

1962年後，原本擔任勞工党全國總秘書的陳朴根大權旁落，其地位被好勇斗狠的林建壽取而代之。林建壽顯然比較能附和與取悅于勞工党內年輕的一派。這批以華校生居多的少壯派正湧現成為党的中堅幹部和實力派。換句話說，勞工党因為吸納許多華校生而具有更明顯的左派色彩。在党內外的許多場合，華語取代了英語乃至福建話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新加坡人民行動党于1961年鬧分裂，另立以林清祥為首的“社會主義党”（簡稱社陣），與馬來亞的社陣（1957年由人民党與勞工党聯合組成）相互呼應。一時聲勢浩大，尤其是在反對“馬來西亞聯邦”醞釀成立的過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兩個社陣都毫不諱言反對馬來西亞聯邦的成立，但在聯盟執政下，還是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了“馬來西亞聯邦”，取代了“馬來亞聯合邦”。這意味著領土的擴大，把新加坡、砂勞越和沙巴拉進來，而政治核心仍然在吉隆坡。

于是一邊有反對大馬的左派政團，另一邊有支持大馬的執政党，再有是也支持大馬成立的第三勢力的插足，如林蒼祐領導的民主聯合党（1961年），整個政局顯得微妙。

雖然如此，社陣一如既往地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參加1964年的大選。打出的口號是要奪取檳州的政權。雖然林建壽已是這個党的公認領袖，但從候選人的名單中已出現許多少壯派的人馬。華校生開始走進左派的政治舞台中。身在拘留營中的陳凱希似乎比林建壽更有權威而成為少壯派的精神領袖。

未想選舉的結果是社陣蒙受嚴重的打擊。只剩下兩名國會議員，即陳志勤與林建壽（原來有八名國會議員）；檳州也僅剩兩名州議員，即陳福興和許平城（原本有七名州議員），后來一場補選，林建壽中選才湊到三名州議員。

1965年，因語文政策，社陣鬧分裂，人民党退出，只剩下勞工党。再一項打擊是勞工党全國主席依薩被捕，被指控企圖與回教党領袖巴哈魯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這對華裔佔多數的勞工党來說是一項震驚的“大件事”。林建壽甚至指說全不知情。

此時的勞工党已是轉入華教份子領導的年代，採取的斗爭路線也與當初的勞工党路線有所不同。它把斗爭放在較為激進的層次上。除了街頭示威時有所聞外，更在党的方針和立場上作了激進的改變。

1967年的党代表大會展示這一方向，有逾千人齊集“新春滿園”舉行大會。全部白衣黑褲，會場上掛著紅底白字的標語和口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悲壯氣慨。

如今回想起來，確實與正進入「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有几分相似。例如會場內的標語：“破舊立新思想紅，敢字當頭迎斗爭”，“敢想，敢說，敢闖，敢干，敢革命”，“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與中國的“文革”場面不相上下。

党主席許啟針的致詞更是充滿激進的字眼：“中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極偉大的空前政治意義，它使到正在勃興、充滿大地、光焰無際的戰無不勝的偉大革命思想照亮全球。這是在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和指導下的戰斗時代。”

整篇洋洋萬言的演詞宣示了勞工党已走向中國當時的道路，以至于下來的斗爭是偏激和憤怒的行動。

經此大會，選出一個以華教生為主導的中央委員會，也由于這樣，党領袖如許啟邦、蘇錦祥、劉元華、黃春樹、陳福興、許平城等人也先後被捕。党中央宣告癱瘓，但已因事件的兩極化，導致勞工党在1968年促請所有議員辭職，以示抗議不民主，並宣佈杯葛1969年的大選。

雖然在1967年因檳州抗議貨幣貶值而發生大罷市事件被扣捕一個月的林建壽在釋放後企圖借助党領袖多人被捕的情勢下，有意重新改組勞工党（他那時已退居全國副主席，但仍是檳州主席），可惜他是個無兵司令，結果徒勞無功，勞工党人並不以為林建壽的領導能符合他們的願望。

至此，我們看到1967年的勞工党大會是一個十分明確的轉捩點；也看到勞工党從一個費邊式的社會主義政党（如同英國的工黨）在短短的十餘年的斗爭生涯中轉變成統戰的一個先鋒隊，走向「文革式」的斗爭立場。自此而後，勞工党已在受箝制下失去往日的活力，分支部七零八落。領袖被捕的被捕，分支部被封閉的被封閉。勞工党最後在1972年帶著“光環的標誌”走進歷史。

30多年過去了，當日的激昂的場面，革命式的豪情和火紅的斗志仍然歷歷在目，但這已經是一個記憶。是勞工党改變了自己或是政局改變了勞工党？如果把它當成一個論文課題來研究，也許是具有一個時代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