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二）—陈平故事带出的人和事

陈平《我方的历史》中对本身与亲属关系的描述充满感性。虽然着墨不多，但流露出他对父母子女好友的真挚情感，堪稱天下父母心。不过陈平在述及他参加政治活动的经过，却足以带出一些重要的相关人物而串成一个重要的發展。

陈平说他是在1938年参加抗日的组织－－后援会，而且是受黄诚的一次演讲所感动。1940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不久之后，他在怡保正式宣誓成为党员，被分派负责霹雳州的党务工作。

黄诚是谁，陈平这样说：经他好朋友杜龙山（也是马共党员）的介绍，他获悉黄诚（又名张黄石）原是中共一名县安，在1936年左右逃到马来亚，便与马共接上头，改用黄诚为名。原先黄诚是在会馆担任受薪秘书工作，较后成为《星洲日報》一名记者，负责霹州后援会工作，后来又担任霹州马共领导人。

根据《血碑》增补本介绍：黄诚（1913-1942）原名张元豹，又化名黄石。1936年转加入马共，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政论文章。1940年时黄诚已是马共重要人物。

当黄诚离开霹雳到新加坡时，陈平接替了霹州党务，在马共中委排阵上，黄诚与莱特、小忠（黑風洞事件中被日軍殺死）及蔡克明（陈平形容为党理论家）齐名，成为党的领导者。1942年2月15日日本蝗军攻下马星后，根据情报先后逮捕了马共（总部设在新加坡）重要成员，计有黄诚（宣传部长）、老黑（林江石）（组织部长），黄耶魯（文化部长）及蔡克明等人。

黄诚与其妻子李明（槟城人）同时被捕，他在同年8月9日被折磨至死，而其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寇投降后被释放，以后回中国，于1994年辞世。

在狱中，黄诚写下一首《揭叛歌》，直斥黄耶鲁出卖了他们，用词十分激烈，这首歌在后来成为马共对付黄耶鲁的一个“证据”。

陈平对黄诚的评价是这样的：“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地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着日本蝗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

到底谁是黄耶鲁？为什么黄诚这么痛恨他。原来黄耶鲁在4月份被捕后同意在日本憲兵部擔任翻译工作，因而被党宣布为叛徒。他事后有揭露是莱特出卖了他，但党内无人相信。黄耶鲁因特殊关系，在一年后获释，在憲兵部任職，他因此背负千夫所指的“叛徒”罪名。

原来黄耶鲁就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富商之一的黄望青，他在1973年代被新加坡政府委为驻日本大使（已于数年前逝世）。

寫到黄耶鲁，我们要提及他参加马共及抗日的一段经历。1938年他已经是马共的一支笔，在1939年转来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电讯编辑，并代表马共领导北马党务，平日喜舞文弄墨，一度与南来在《星洲日报》任职的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发笔战，而在当时轰动文坛。但鲜少人知道使用“耶鲁”笔名的就是后来身份十分复杂的黄望青。

我们奇怪的是，陈平的回忆录中竟然只對黃望青一語帶過，只說他是楊果上級，未述及“叛變”事件，是认为他不重要或是另有隐情？事实上陈平在高度评价黄诚时，他应该知道黄耶鲁曾是马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和阴影。

反之，他用較多的文字來評述得力助手楊果。

杨果（1919-1956）是槟城人，钟灵中学的高材生。学生时期已参加政治活动，比陈平年长5岁。于1938年陈平尚未正式出道时，杨果已是马共槟城市委。因此黄耶鲁的来到槟城也与他共事一个时期。楊果1940年被调往新加坡总部工作。1941年被捕且强制遣回中国，但途中爆发日本南侵，船只被迫回返马来亚。杨果不久出狱，参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1942年派到雪州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得以避过1942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果在党内地位提升，而黄耶鲁已是马共的“敌人”。因此即便黄耶鲁指责莱特是日本间谋也未得到人们的相信，马共认为他不过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

不知是否与黄耶鲁的揭发有关或是杨果的警愓性特高，他在1946年即怀疑莱特是个问题人物，但一时之间不为陈平所接受。这又与陈平对莱特的“迷信”与崇拜大有关系，直到1946年杨果在中委会上与莱特闹翻后，自动请求“降级”负责槟城党务一段时间。陈平来到槟城會見杨果会时，才开始接受杨果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观察的。就这样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对莱特作秘密调查，始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导致莱特失踪，卷走马共百万元基金。

即使这样，陈平本身透露也没有下令杀莱特，而莱特在1948年于曼谷被马泰共人员联手杀死。本来他的原意是要依慣例先捉回莱特进行审问。无论如何，陈平认为这是叛徒应有的报应。

继莱特之后，陈平在党的地位与杨果平起平坐，本来陈平提议杨果出任总书记，但杨果认为陈平是适当的人选，经协商后，陈平担任总书记，杨果担任副书记，他成了马共第二把手。

杨果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并不撤走到马泰边境，他继续留在雪州领导对英军的斗争。1956年8月26日，被人出卖而遭受英军袭击丧命，死时方年37岁。

作为钟灵的学生，不止杨果一人参加马共。在英政府眼中，钟灵在一个长时期是马共的温床，后来又是左派的温床。因此在独立之前，英国决心在1956年改制钟灵中学，是向华文中学开了第一刀。而开方便之门的则是后来被林连玉痛斥为出卖华教的汪永年。

杨果之死，也改变了钟灵中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