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大团结功败垂成

香港左派的“银星艺术团”的演出无疑的对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起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绝对性的。

顺着银星艺术团行将掀起的热潮，马华公会分别于1971年2月7日，8日，3月14日及4月25日假吉隆坡、怡保、芙蓉及槟城举行华人大团结集会。当然这不是竞选的群众大会，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举行的各华团派代表的大集会。情况之热烈，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华人大团结。但华人团结了吗？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呢？原因是马华公会推动的华人大团结运动是陈修信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先并未在马华中委及各州际领导层详加讨论，也没有一套完整与完善的计划，以致华团大会在名义上是由华团领袖的人主持，不是马华的党员也可参与其中。

让我们看看在吉隆坡大会后产生的《马来西亚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名单即可一目了然委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庄汉良（来自槟城大会堂领导人）、张耀宗、黄伟强、李裕隆（马华少壮派）、杜志昌（董总）。林坤杰、沈慕羽（教总）、赵燊儒（专业人士）、郑琬文及顾兴光（前社阵市议员）。

这些人在基本上都认同华人大团结，但不一定认同马华公会的议程，而且所通过的所谓“六点宣言”都是不着边际的内容，只有一条比较有现实意义：坚信每一马来西亚人之平等自由权利不受转移亦不可侵犯。

即使如此，在陈修信看来，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华人大团结，而且只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他这样说：这不是要助长华人沙文主义，也不是要和马来人及其它民族对抗，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华社不但对华人本身无益，而且只能带来政治不安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尚须要很长的时间来完全落实只有一种马来西亚人的民族。

在这方面，陈修信所推动的华团运动是具有下列的目的：其一是消除华人帮派，不再分成客家人、福建人、广东人或海南人等等，大家与马华认同政治思想；其二是要华人消除左右派思想斗争，以团结为重；其三是希望华人团结作为他的后盾。

在一时之间，陈修信的“威望”确实从低潮又顺流而上达到高潮。主观上他是在表面上看到华人都支持他领导华人大团结，但客观上，他又面对华团组成的委员会中出现“离心”的趋势；尤其是当这些人主张自行注册成为一个单位时，已显露它要脱离马华而存在，至少要与马华平行生存。这当然是不被陈修信所允许的。

其它政党又持什么态度呢？它们都是坐壁上观，乃至袖手旁观，静观马华到底要把华人带向那里？我曾问过忙于应付党内分裂的民政党头子林苍佑，他说由他们去吧，民政党不介入这样的运动。言语之中，表达出他的多元理念的民政党不认同这种政治游戏。人民进步党选择沉默；民主行动党作隔岸观火。所有不属于马华的政党在“风头火势”下自然不便有什么抗议，但它们不会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身为报人的又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由于整个华人社会都动了起来，华文报章也就一窝蜂的大事报导和表示支持，以顺应潮流，不过也刊登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显示“民主和自由”。
虽然马华未有面对外来的太大压力，但正如我上边提到的，陈修信被捧上成为“华人最高领袖”（霹州闻人杨金殿以霹州华人团结大会发起人的身份给陈修信的“封号”）后不久，便在马华党内出现争议。

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的许启谟于1971年2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指责有人藉陈修信团结的呼吁，搞起沙文主义的政治。马华另一中委陈东海则“愤而辞职”。

至此我们看到陈修信一人在扮演积极的角色，未取得马华高层的一致支持，这显示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可是真正挑战总会长的“权威”的则是来自“华人团结委员会”。它要绕过马华公会，不受陈修信的指挥。委员之一的李裕隆更在5月14日公开宣称：一个属于非政党的团体──“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将于最近成立。

这意味着“华团委员会”要自行独立，加速它与陈修信的“对峙”局面的形成。因为这与陈修信所要达致的目标是违悖的。他在较早时（4月15日在槟城举行的华团大会，7000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和壮观，地点在中华体育会的大草场）这样说：华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邀请现有的华基政党解散，组成单一的华人政党；第二是促使更多的华人来支持一个现有的政党，那就是马华公会。

在讲话中，陈修信声明不能成立另一个超政党的团体，因为华人团结运动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活动。

当“华人大团结运动”轰轰烈烈闹了3个月后，巫统领袖有话说了。前首相东姑表明再另立一个机构，将分裂华人，应支持马华公会。秘书长洗努更坦言：应支持马华，而不是独行其事。另一副主席端赛纳雪更直截了当要“华人团结运动委员会”自动解散。

不用说，在陈修信的反对下，所谓注册事宜没有下文，而一时澎湃凶涌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在8月之后无疾而终。

陈修信既不能讨好左派，又不能讨好右派，弄得两头不到岸。他的“华人最高领袖”称号也因之而消失了。斗争于是又转向马华内部。

由于马华公会的华团运动“开花不结果”下，转而在党内大搞“华人精神革命”（1972年10月），企图重振士气，结果又演变成另一个闹剧。其中最教人喷饭的是李孝友的莫明其妙的言论：“华人应摈弃拜金主义，复仇主义，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及恐怖主义等等（总共21个主义要不得，省略不提，否则你一定捧腹大笑），而应发扬折衷主义，进步主义及开明主义等等。”

他把精神革命弄得一蹋胡涂。根本是突发奇想的玩意儿，参与这场所谓“革命”的人有李三春、李孝友、曾永森及林敬益。目的无非是转移华人大团结失败后的另一个权宜之计的策略。但这里头有一个大玄机隐藏其中。这是李三春的一步高棋，他虽然已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接替许启谟于4月15逝世遗下的空缺），但巧妙地推出林敬益担任“精神革命”委员会主席，本身则在幕后操纵马华的运作。

林敬益（1972年1月1日被陈修信推荐出任新村事务部长，越过李三春而上，致使仍留在副部长的李三春感觉不是味道，也为林敬益的政途种下祸根）接受这一任命后，也不懂得如何开展“精神革命”。他被摆上台面的结果是最后导致他与陈修信交恶，被陈修信革掉（1973年6月）他的“马华政治命”。

“精神革命”原来是一项政治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