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扁大游行的讯息 （横刀立马）

*飞扬

台湾有一场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3月26日）在陈水扁总统领导下举行。有新闻报导说，参加者27万（警方），又有报导说，参加者有100万（主办当局）。

不论是多少数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执政的民进堂统领下，可列为“官方节目”，而其动机是针对中国通过的“反分裂法”。

台湾当局认为这是中国“要并吞台湾”的一个法律程序，因此率先起而反对。目的是希望引起国际的重视，进而产生舆论压力，促使中国放弃或不能动用“反分裂法”。

由于法制有10条，所以大游行也走了10条街。这显然是要用以展示群众的力量，以反击中国的“新法”。至于在实际上能收到多少效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台之间的情仇恩怨是有一匹布那么长，其中的变化是既有趣又耐人寻味的。

最初阶段，也就是蒋介石在1949年“迁府台湾”后，他的战略是以守为攻，通过美国提供的防御力量力保住台弯尚有“中华民国”立锥之地。

待到较为立定脚根后，蒋介石的战略是“反攻大陆”。换句话说，“中华民国”要打回大陆，重新把这面旗帜插上，不过蒋介石直到1975年逝世时，仍未能如愿以偿。

同样的，在北京的毛泽东，在49年后就打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不幸因韩战爆发（1950年），又打乱毛泽东的战策，把重军力分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于是蒋介石也有了喘气的机会（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这两位政治人物在有生之年都未能解决纠缠不清的恩怨，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轴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夺国际的代表权，谁也不愿放弃对中国的统治。这里头的一个微妙的连系是：彼此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所不同的是旗号。

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华国锋时代的一个短时期（1976-1978年），接着权力便由再爬起来的邓小平牢牢控制。邓小平显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解放”，只不过他选择和希望的是“和平解放”，而不诉诸武力。

邓小平的政策的调整展示了他要的是“台湾和平地重投祖国的怀抱”。可是取代蒋介石成为继承人的蒋经国却是在有生之年推动另一个议程来防止 “中国对台湾的解放”。这个议程就是把民主的种子撒在台湾土地上，用以抵挡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越界跨海”。于是在蒋经国（1978-1988年）时代我们看到台湾有了一定的变化。试图通过“民主与自由”来抗衡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大陆，并没有有否定一个中国之说。

如果说邓小平复出年代（1978-1996）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将两个殖民地收回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对于解决台湾的问题就留下遗憾，他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未能得到台湾积极的响应，乃至被拒绝。

当第二代的人都无法解决台湾问题后，来到第三代的李登辉时代（1988-2000），就更加复杂化。他不但与中国的政策越走越远，而且也极力主张台湾的“主权地位”，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李登辉之后迎来了陈水扁时代（2000年起），他进一步把台湾拉出大陆的笼罩圈，创出了所谓“一边一国”论，用以响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在台湾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有了变化，继邓小平之后的是江泽民时代，直到2003年才启开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在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时曾说过“不能无限期僵住台湾问题，而是要立下台湾重归大陆的时间表”。虽然如此，江泽民碰上陈水扁的不按牌理打牌也使到台湾局势紧张起来，以致双方关系僵成一块。

胡锦涛在应付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方面，推出了“反分裂法”就是要阻止台湾脱离母体而独立。这一下子，时局又告沸腾。

阿扁领导的大游行就是从口水战演变成行动来堵住“反分裂法”发酵，反而形容这是“侵略法”。反分裂也好，反侵略也好，都让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在政治人物的翻云覆雨下变得紧张兮兮。看来在大游行过后，阿扁肯定又有新的招术来使到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以抗拒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就是阿扁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要传达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