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啟二元外交

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于4月26日起一連8天對中國展開“和平之旅“，重新啟開了中共久已不用的“黨對黨”，“國對國”的二元外交政策。

為什么說是重新啟用“二元外交政策”？這是有史可循的。當1949年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原本統治大陸的國民黨就把“中華民國”插在台灣的土地上，形成“兩個中國”的對峙。
由于“中華民國”堅持代表全中國，也在美國的支持下取得聯合國的席位，以致立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突破美國的包圍與封鎖極不容易，所以與毛澤東的中國建交的國家並不多，但這並未阻止北京尋求交外上的突破，也爭取到一些國家的相繼承認和支持，最先與中國建交的當然是蘇聯及其衛星國；而十分吊詭的是英國竟然也于1950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承認歸承認，英國這老牌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依然沒有改變。

最明顯的是它在1948年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便展開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打擊馬共的活動，后者也因而轉入地下。

除了馬來亞之外，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共黨的存在，而以印尼的共黨勢力最為強大，它一度還被印尼總統蘇卡諾包容在政府內，享受一點權力，但它不是執政黨。

對于這些沒有取得政權的共黨，中國的處理是“黨對黨”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這些共黨領袖享有“外交”上的禮遇。

就拿馬共來說，陳平在其回憶錄中就透露他曾以馬共領袖的身份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也曾與周恩來及鄧小平等人有過交往。

陳平在六十年代“常駐”中國時，享受到大使級的待遇，但為避開敏感，這些屬于反對黨或非法地位的共黨領袖大多被安排住在湖南的長沙，以免中共在與這些國家領袖交往時有所尷尬。

1974年，當我國首相敦拉薩率團訪問中國並與北京締結邦交時，他就十分關心中國政府的二元外交。根據首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披露：敦拉薩會見毛澤東時（1974年5月29日）就不厭其煩得詢問毛澤東對馬共的立場，因為他要知道中共的態度。

中共的態度就是與馬來西亞建交是“國對國的關係”，而中共與馬共的關係是“黨對黨的關係”。這是一分為二的二元外交。

當時中國仍然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自然不會放棄對兄弟黨的支持，但也不願意就此放棄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建交。

毛澤東支持與馬來西亞建交是為了貫徹他一向主張的“和平共處五大原則”；而敦拉薩的勇于突破，並讓尚不能解決的問題懸掛，證明了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領袖。

雖然在這之后，馬共問題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的“心頭石塊”，但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結束及1978年鄧小平重新掌權后，他就逐漸地意識到二元外交帶來的阻力，因此逐步地與東南亞的共黨關係“疏遠”。

陳平的回憶錄也不諱言交待鄧小平希望馬共自行解決問題，包括把馬共電台從沙長移出。最終導致馬共放下武裝鬥爭，于1989年與馬政府及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結束了一向以來存在的“兄弟黨的政策”，轉而與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打交道。

可以這么說，80年代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的務實態度是開拓“國與國的關係”，不再陷入“黨與黨的關係”的糾纏。在這方面，中國堅持一向的不變原則是：必須先與“中華民國”絕交，並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即使是美國與中國建交，也是遵循這一原則行事。

當中國來到胡錦濤的時代，又發現原來“黨對黨的關係”還大有作為，那就是可以套用在台灣的身上。但已不是所謂“兄弟黨的關係”，而是“化敵為友的關係”，因為中國無法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既無“國家主權可以承認”，那最佳之道是啟動“黨對黨的關係”。

連戰就是在這樣微妙關係中出訪中國，標誌著“黨與黨的對話”是行得通的；而連戰的國民黨剛好也是在野黨，情況就與當年中國對待在野的兄弟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連戰是高格調且是公開大張旗鼓的訪問，與中共在形式上是對等地位。此舉自然足以刺激台灣的親民黨（宋楚瑜已在5月5日對中國進行訪問）甚至民進黨也極可能與中共進行對話。

中共突破了國民黨這一關，也就等于將海峽的危機轉為契機，成效多大，要看下來的棋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