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悲劇外一章

我在1979年底訪問柬埔寨後，寫了更多的系列文章，讓讀者更加了解整個印支局勢，用以鼓勵民間熱情捐獻。這一股熱潮竟然一發不可收拾，上至達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都慷慨解囊，差不多在1980年３月的時候，在董事總經理胡榆芳召集各界代表會議上，宣佈義款己達馬幣50萬元。為慎重起見，交由出席人士決定移交義款的方式。結果大家同意直接持交泰國政府，且派出一代表團前往，席上並選出三名社會熱心人士與報館同人一起成行。他們是陳國平、林維雄（已故）及梁文彬（已故）。

我們一行七人（報社代表是胡榆芳，吳松榮(董事副經理)，我和魏邦富）擇日抵達曼谷，第一件事是拜會馬駐泰國大使，並邀請派一名官員與我們一起拜會泰國首相（國務院長）克良薩。當地的泰國華裔殷商鄭午樓也作陪。連同（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一共十個人在約定的時間訪問克良薩，直接將50萬元的義款支票持交泰國政府，在場的還有泰國安全理事會副秘書長巴宋孫詩禮（prasong soonsiri），他有華裔的血統，後來，也曾出任新國務院長的外交部長。

克良薩作簡短但重要意義的講話。他說他十分感動馬來西亞的人民自願和自動地獻捐，援助在水深火熱的柬難民。同時在讉責越南侵略的不合法外，也堅信正義最終必獲得伸張。他保證一定將義款用在解救難民的身上。接著他邀請我們的代表團親自到泰邊境的難民營參觀，必定有更深刻的體會難民的痛苦。

我們是在第二天的炎陽高照下，訪問其中一個民營。原本已是酷熱的泰國天氣，在難民營一片臨時開闢的荒地，更是汗流夾背，既沒有樹木遮蔭，也沒有樓宇可供避晒，有的是聯合國難民署設立的臨時工作辦事處，有簡陋的診所，有接受捐助的地方，還有一間所謂不成形的“學校”，供小難民讀書，他們學的是柬語柬文，但令人驚訝地發現，其中有一個“小課室”是柬華裔在上課，他們還可以學習母語母文呢！

我們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經是無家可歸，也不知道明天是個什麼樣子﹖華人即便成為難民，也不忘記自己的文化，在最艱難的日子，給下一代一些教育。從這里顯示出華人對本身的民族教育是堅定不移的，也因為這樣，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好像就有了“華文教育”在生根。許多年以後，每當我回想起辛酸的一幕：課室不成課室，破爛的衣服就是校服，老師也是難民一個，沒有收入，卻心甘情願為華文教育而奉獻。此種情操正體現海外華人堅韌不拔的精神。如果用「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來形容華人的心態，那麼東埔寨的難民華人的精神是最可欽佩和值得激賞的。
難民營的生活，眾所周知是一無所有，有的是國際援助，有的是活下的生命來盼望苦難早日成為過去，還有的是給小難民一點點的教育和知識。這就是戰火帶來的人間悲劇。

1980年，我把柬埔寨的相關評論文章及訪問記輯錄成書，取名為《柬埔寨的悲劇》。這是我的第四本著作，剛好趕上熱潮，銷量也就不錯，銷了三千本。如今我只剩下十幾本作為個人珍藏。
《星洲日報》網站后來把我的這本著作搬上網站，供人參閱。據被告知，柬埔寨的華人社會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我也不知道事隔這麼多年后仍然會使他們去了解歷史帶來的創傷。

這本書還有另外兩個意外發展。其一是書的內容引發越南外交部的抗議，指說評論不公正。我國外交部也通過內政部調查，但事后不了了之。其二是我將評論文章參加第一屆新聞部與大馬新聞學院主辦的“全國最佳新聞從業員甄選比賽”。那時有分成國文組、英文組、華文組及淡米爾文組，但又有一個總評。有一天，我接到當時任副新聞部長的林良實打來的電話，恭喜我得獎，並囑我一定要到吉隆坡領獎，因為獎項是由副首相(當時是慕沙希淡)頒發的。我到吉隆坡后，被告知榮膺華文組第一名，但全國賽是第二名，第一名由海峽時報的記者奪得。我得到的是一個紀念盾，一張獎狀及一張誌銀一千元的支票。這是1980年中以后的事。我是沒有想到會得獎，但這個獎也似乎肯定我的新聞從業員的角色。直到今天，這個獎項仍然每年頒發，也發崛不少新聞人才。也許是有其意義，政府才決定維持並提高獎金來嘉獎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我不得不提起一段相關的往事。那是1989年“六四”事件剛過三個月，我隻身從廣州飛到北京，主要是我個人業務的關係。但也獲得北京新華社的友人的接待。其中一位副總編殷新程是我在香港時就認識的。他在香港的職務也是新華社副總編輯，我們認識已有一些年。他帶我參觀故宮，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等地方。后來他介紹一位國際新聞主任楊木給我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原來在我訪問柬埔寨那一年，他也人在曼谷。后來是以新華社駐曼谷首席記者的身份深入柬埔寨採訪戰亂的國家，他比我們更是深入和勇敢地闖入紅色高棉，大概要歷時十多天才能抵達“解放區”。楊木告訴我，他們隊伍中有一個踏地雷受重傷，而他僥幸避過刧難，並有機會專訪柬共領袖波爾博特。

波爾博特在1975年解放柬埔寨，建立起紅色共產政權。他的激進政策是備受爭議的，也有人指責他進行大屠殺(他后來也因付出代價，死于軍訊階段)。1978年初中共副主席之一的汪東興對柬埔寨進行官訪，他驚訝地發現波爾博特比中共更為共產化，竟然廢除貨幣政策。他也試圖尋求方案解決柬越沖突，但無功而返。因為越南已決心推翻柬共政權。果然在1979年初，越軍占領金邊，波爾博特退入森林領導柬共打游擊戰。

柬共這一退卻，也肇下一連串的悲劇，從此無望重奪政權。楊木就是在此情勢下，于1981年對波爾博特進行訪問。在其回憶錄中，楊木又透露在1984年對波爾博特進行第二次訪問。他說，美國駐泰大使館當年曾想以數十萬美元高價買下他與波爾博特的原始記錄但不被他接受。他也表示不能出賣機密。這是中國黨和國家的政策 (此段參閱楊木著《紅色高棉》。這本在1999年才面世的“回憶錄”，其內容實在十分精彩與深入。雖然已是事過境遷，但也為我們揭開柬共領袖的“真面目”。

楊木在結論中這樣說：波爾博特是國際共運中的極左路線的典型領導人，因其路線錯誤而導致亡國，在國際共運中留下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

直到1990年在國際會議壓力下，終于在1991年簽訂了柬埔寨和平協定，撲滅了燃燒13年戰火。但此時的柬埔寨已是面目全非，后來是我們所知道的柬埔寨進行民主改革，韓森出任總理，而西哈努克則出任名譽上的國家元首，現在他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悲劇一生也反映了一個悲劇的柬埔寨。

柬埔寨的悲劇也活生生地告訴我們一個任由外國勢力左右和顛覆的國家，不僅人民首當其沖遭殃，國家也無從發展，也因此今日的和平對柬埔寨人民是格外的珍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