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檳城一喜一憂

我不久前（7月3日）在本欄中以《喬治市與文化遺產》為題寫了評論文章，現在又有新的和重要的發展，因此再作必要的補充。

這是因為比檳城更遲策劃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已于7月15日成功地被聯合國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南非德班市舉行）的21個成員一致通過接納並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而檳城的申請則在較早時被打回頭，且被要求提呈補充和更完善的資料。換句話說，澳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旅游業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今后它不再只是被視為“世界賭城”，而是加多一個歷史文化城，肯定吸引萬千游客蜂湧而至；檳城則在原地踏步，仍然無法擠入被公認的“世界旅遊地圖”內。為什麼澳門可以，檳城卻難圓一夢？難道檳城的條件比澳門差嗎？

檳城的條件不比澳門差，我們輸在不夠全心投入，沒有傾一個國家的力量力促其成，以致連提呈報告書都不夠完整，更遺憾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反之，澳門借助整個中國的國威和財力，一舉中鵠，既令人羡慕又妒忌。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澳門和檳城乃至馬來西亞曾有著微妙的聯系。公元1510年，葡萄牙占領印度果阿，翌年（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通過馬六甲，葡萄牙覬覦中國的領土，澳門成了它的下一個目標。1586年，葡萄牙授予澳門“自治城市”的資格，企圖切斷明朝的“統治權”。1641年，荷蘭入侵馬六甲，葡萄牙被驅逐，但葡萄牙並未退出澳門，直到1845年（清道光25年），葡女王乾脆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不受中國管轄。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澳門已進行葡萄牙化但又保留中國文化，兩者交融其中。

檳城也即是檳榔嶼是于1786年被英國占領。初時英國從中國引進大量的勞工是通過澳門的管道。因此英國的史學家稱這大批的華工為“來自澳門的人”。直到1840年英國占領香港后，已無需借助澳門的管道。澳門與檳城之間的“連系”也就中斷。吊詭的是，在1949年中國解放后，馬共的內外連系也是以澳門為聯絡站，這在陳平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而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馬中未有聯系時，也多數通過澳門私訪中國，這種不透明的關係，使到澳門又與馬方的華人“藕斷絲連”。

英國是于1957年將檳城交回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澳門則是在1999年回歸中國，結束葡萄牙長達四百餘年的“統治”。由此觀之，澳門擺脫殖民地統治是近６年的事，檳城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是48年前的事。

雖然，檳城是在1991年以后受到聯合國轄下機構的重視，開始對“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有所重視，但整個規劃和推進工作十分緩慢，以致被澳門后來居上。

這里頭要交待的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是于1972年成立《世界遺產公約》，並於1976年設立“世界遺產委員會”。中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國”，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加入成為會員。1987年，中國的萬里長城和故宮等六個單項文化遺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連同澳門在內，中國已有卅一處或列入“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或“雙遺產”（如泰山）。馬來西亞至今只有兩個自然遺產，均座落在東馬；“文化遺產”原本希望檳城和馬六甲擠入，但尚未成功，所以我們仍無半個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誠為惋惜。

目前檳城仍有機會提呈補充資料，但要證明國家有明確的保護法令及良好的管理運作機構，只是我們不知道何時可完成補充和可被接受的報告書？職是之故，我們建議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直接領導一個具代表性的委員會向中央政府陳情，以國家的資力和威望力爭上游，盡快符合聯合國所需要的條件。因為若拿檳城和澳門相比，前者雖然是開埠較晚，但發展后來迎頭趕上，人口不但比澳門為多（單就檳島就有70余萬人，澳門大約40餘萬人），而且多元種族和平相處，文化更是多姿多采，有馬來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及基督文明等折射其中，包含多元宗教的建築物排列一道或近距離的間隔，彼此豎立在具有歷史性的商店或住宅區內，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多元性文化色彩，比起澳門較單純的中萄或中英文化的更是斑爛與耀眼。

再者，澳門也是用一個區域的“建築群”申請加入活的歷史的《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同樣不遑多讓，我們也是用一個保存歷史風貌的城區來展示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化特徵，並且比澳門更早做好準備。澳門是在回歸後才著手此事，但它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積極行事，又將之鼓起澳門人民的醒覺，全程投入打造一個“文化遺產城”，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使到澳門人民熱情奔放。他們決心要使澳門擺脫賭城之名，結果如願以償。

7月14日，剛巧參與澳門申辦有份的中國古蹟專家羅哲文教授偕馬瑞田教授抵訪檳城，身為地主身份的廣福宮負責人賴亞漢要舉辦一個“文化遺產”交流會，邀我參與主持，希望檳城人民了解“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當日到會的文史建築英才都表達強烈的意見，認為檳城條件比澳門好，為什麼我們又輸在后頭？我去年到過澳門三次，也同意檳城條件比澳門優越，但差在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也缺乏帶動群眾的激情。甚至連身為州議員的李學德也坦承他對“文化遺產”一知半解，我們的人民又如何能了解政府的苦心呢？因此“亡羊補牢”正是羅哲文古蹟學家給我們的最好忠告。他說檳成是綽綽有條件登陸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躊躇不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