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蒼祐與許子根

把兩個不同時代，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似乎是不容易得出客觀的評論，但也不是沒有得比較的，因為他們做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常常被人拿來做比較。這兩個人就是林蒼祐與許子根。

林蒼祐生于1919年，許子根生于1949年，比許子根年長30歲。人生閱歷自然是許子根無法比擬的。換句話說，當許子根出世的那一年，林蒼祐剛好從中國回來，先擔任執業醫生。兩年后，即1951年被委為檳州殖民地議員，不久創組急進黨，開始其漫長的政治生涯。這之中他參加和組織過四個政黨，但巧合的是，他一開始就不爭做主席，而是在形勢逼人下，才成了黨的老大。比如急進黨、馬華公會、民聯黨及民政黨。從一開始，他是屈就第二把交椅的。

無獨有偶的，在1982年參政的許子根，也不是一下子成為黨的核心人物，而是先從黨委，民青團團長才昇上民政黨副主席。這副主席之位一坐就是坐了14年（1991-2005）。接下來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年8月黨選被推上署理主席。如無意外，許子根將在2007年成為民政黨主席。

許子根和林蒼祐一樣，在政海波濤洶湧沖擊下，政途不是一帆風順的。后者在馬華鬥爭中失去主動權；更在1990年的大選中被林吉祥擊敗。而前者也在1986年大選中吃敗仗，對手同樣是林吉祥。一個林吉祥結束了林蒼祐的政治生涯，卻“造就”了許子根成為“再生鳳凰”。正因為這個陰差陽錯，許子根在1990年取代了林蒼祐，成了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所以才有今日的所謂“林蒼祐時代”和“許子根時代”的點點評評。

林蒼祐時代起于1969年，終于1990年，整整20年在檳州和政壇領盡風騷。他用他的智慧和氣魄，把一個沒落的自由港失業率十分偏高的檳州打造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州，且成了全國電子業的楷模。林蒼祐當時所持的哲學是﹕“有工作好過沒工做”，“而發展是硬道理”，于是他靈活地應用鄧小平早年（60年代未被打倒前）曾說過的“黑猫和白猫論”，拼命地引入外資，開拓勞工密集的工業，為檳州人民提供就業機會，“少收入好過沒收入”。這就是“不論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實踐。果然檳州人民不再挨餓，不再向外流，而是有了一份工作，慢慢地累積收入，成為“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的受惠者。許多中下層的組屋也在工業城周邊發展起來。今日的峇央峇魯及施布朗再也衛星市鎮，包括以輕重工業做為核心的結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寧唯是，林蒼祐也在80年代完成他的“代表作”。1985年通車的檳城大橋及1986年全面啟用的光大摩天大樓。不論今天人們對光大摩天大樓的興建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或有所爭議，它確實成了檳城的“最大的地標”。

許子根在1990年上位的時候，基本上是繼承了一個走向工業化的時代，但仍處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交替和沖突的階段。一方面來自聯合國的建議以保留喬治市的傳統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來自中小型外資企業準備撤離檳城前往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發展；還有在轉型中的檳州工業（從勞工密集到採用高科技生產減少勞工的聘用）也必須再突破瓶頸，朝向尖端科技的研發領域發展，因而有了21世紀策略與大藍圖的構思。這種無形的轉型再轉型是無法用實體來體現的，只能從經濟收益中領悟檳城的經濟在平穩中發展，而保持了最低的失業率，只占勞動力的2巴仙有余，比起平均一年的4巴仙內的通貨膨脹率還要低。

但無可否認的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襲擊到今天，檳城面對的挑戰比任何時候都要嚴竣，以致一些大型計劃，如檳城第二通道，外環公路及交通系統的建築和改善都被壓后而緩慢下來。再加上公共服務領域的私營化下，檳城的美麗風景綠一再被污染和破壞，河流溝渠穢物成堆，熟食小販市場如雨后春筍冒起但缺乏良好的衛生管制；還有一望即看到的喬治市的消沉等等，都給許子根帶來一個又一個壓力而窮以應付。

即使在過去15年來，各項發展，包括屋業和工業有長足的相輔相行，但卻是分散在州內的新開發區，只見森林不見樹，難免許子根被指斥在實體上沒有林蒼祐的顯著成就；尤其是沒有“代表作”作為政績的標誌。這樣一來，市面上的評語不外是林蒼祐成就如何如何，許子根又如何如何，然后作下定論。

因為時代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和政治結構的某些變化，人們當然容易忽略了許子根（以通曉三種語文作基礎）在人文精神上的建設上比林蒼祐要付出更大的心血，頂住了種族上的壓力又予各族人民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相對來說）發揚自身的文化，而維護了檳城一向即擁有的多元文化而又多姿多采的一面，這又是需要靠直覺來實踐的艱難“文化之旅”。

因此拿實體政績（看得見的）和精神政績（看不見的）來進行對比，又會顯得顧此失彼。我們只能說林蒼祐“大器晚成，功在檳州”；許子根“中年得志，和平崛起”（前者從全國性退下治理檳州；后者從鞏固檳州走向全國；比較底下，又是一個程序的倒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