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文学巨匠巴金

见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变化的文学巨匠巴金终于在2005年10月17日走完他多姿多采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他一生不是共产党员，鲁迅也不是。但他并没有鲁迅的激情与改革社会之心切，因此他不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也因此无法在中国的社会如同鲁迅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巴金的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
1904年出生的巴金，年青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也曾与毛泽东有数次交往。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一批作家，巴金也在其中。毛泽东曾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后来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理论用在中国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成功，从此中国文学走向毛泽东开创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换句话说，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這一条“金科玉律”深深地烙在中国的大地，直到1976年“文革”之后才告结束。
巴金的际遇与毛泽东完全不同，前者并不热衷政治活动，也没有鲁迅的豪情壮语。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22岁那年到法国留学。不久即发生1927年国共分裂的悲剧，使他对祖国的灾难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于是他写了第一部小说《灭亡》。他自己说，在法国什么也学不成，就是学会写小说。
对于马新人民熟悉的巴金是他在回国后，于1929年到1937年创作出令人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家》。而后又发表《春》和《秋》，结成“激流三部曲”。就是这代表作奠定他的文学的地位。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鞭挞和嘲弄，使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为之倾倒。
这部《家》后来也搬上舞台和拍成电影，成了巴金最辉煌的代表作。因此在解放后，他一度得到重视，参加文联先后成为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更在1952年到韩战体验生活，写的第一篇通讯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把这位大将军夸耀一番。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巴金也发表过党对文艺管得太严的文章，随后他作了检讨。
1958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政策结束后，巴金的作品已开始受到批评，但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得以保住其在文联的地位，倒是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和批判后，巴金的那篇旧作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挥之不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巴金尚未受到清算，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协会常设局的会议上，巴金仍以中共作家代表团的名义参加，但这是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到了1967年，上海已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天下，住在上海的巴金也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进行严厉的批判，连同他的妻子萧珊也被揪斗，并在1972年含冤逝世。
巴金在“文革”后执笔（1979年）怀念他的妻子萧珊的文章就流出深厚的情感：“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送进《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打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倘使她不是“黑老K”（文革时對巴金的侮辱稱号）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又一段这么回忆：“在我靠边的几年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一个64岁老人），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她当场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被关在马桶间里。”
巴金说，那些日子，他不時被揪出“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骂他，教训他和指挥他。
工人作家胡万春在姚文元指示下，指责巴金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因此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
经过文革的磨难和文人的死伤无数，巴金愤而在后期疾呼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让后来的人深记这惨无人道的大悲剧，并希望“文革”永远不要再重演。他的这一呼吁结果有出版了上下册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畫冊，但真正的博物馆尚未建立起来。也許對中国有其敏感的部份，也許有其未能彻底批判的部份。无论如何，巴金的遗愿是希望善良的中国人经“文革”一劫后，永远不要再重蹈覆彻。
巴金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浩劫。雖然他后来有了社会主义的激情，也曾想为毛泽东时代贡献力量，但他“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他缺少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豪情，终于被认为其文学停留在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风貌。無論如何这些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也不影响他在文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被誉为是一代“文学巨匠”，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