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的“平反”，迟来的春天

历史和敦林苍佑医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在马华公会的一段“辉煌”而又“惊涛骇浪”的斗争竟然要苦等45年后才被“端正”，被正式列入“党史”成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掌门人。这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一个“重要的动作”而把历史摆正回来（11月22日各报均报导敦林的照片被悬挂在马华公会总会长的行列中。这是一个迟来的“春天”，也是“陈年往事”的“平反”。）

对于敦林的“平反”，他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呢？我就是基于多年朋友的身份在他的办公室（12月6日）以此为题打开话匣子。表面上他是不动声色的，也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毕竟这是封尘已久的历史，对于一位已退隐政坛多年的老人来说，已不是那么在意了。

但你说他不在意也不对。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们选用的是那张照片？我说，好像是您当首席部长时期的那张照片。接着他说：应该选用他当总会长时拍的照片。于是他指着我写的《林苍佑评传》中他与东姑阿都拉曼合拍的照片。“这才是我当马华总会长时的模样！”我问马华公会有没有派人向您拿照片吗？他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的照片挂上去，也有报社的记者要采访我的反应，但我都没有接受。我不愿置评。”

我说：“这毕竟是事实呀！您应该有所响应的。无论你喜欢与否，这是您个人的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今天我们都应该回想过去走过的弯弯曲曲的道路。”

“是呀！我近日从discovery报道中看到新加坡40年的成长，很有意思，有李光耀的奋斗一生。”敦林说。

我说：“您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您有您的历史定位。过去我为您写《林苍佑评传》时，你形容是“非小说的故事”。您也曾提议我端正某些片断。可我一直没有做好。今天您愿意再讲您认为应该讲的事吗？”

敦林把话题岔开：“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一切已归历史。”

“但历史总该有个记录，不能让历史留白。虽然我这本书不是什么历史文献，至少我是第一个人自动地为您写了一本「传记」，而直到今天为止，我尚未发现有另一个人为您写「传记」，您本身又不写回忆录。”我这样说。

终于我们的政坛元老打开他的记忆之门：“我在50年代成立了急进党，后来又参加马华公会，我为什么要搞政治？这其中有一个人生哲理。不论是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或我们的族群在马来西亚，都是一盘散沙的，孙中山也说过，华人是一盘散沙。但要整合散沙，却是难之又难，而能够做到的唯有组织政党来团结华人。”

“为什么会说是政党有这个凝聚力？我打个比方说，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先贤，他们都是身无半文来到马来西亚，有谁把财富从中国带来投资的。你可以算出有5个人是有钱南来的吗？没有。他们这些人来到南洋后，有些人发财了。比如陈嘉庚，骆文秀，刘惠城等等。还有是华人来到马来西亚后组成乡团，也只是照顾同乡的一群，有钱人和这些团体所能照顾的族群是有限的。唯有政党才能整合华人和改变华人的命运。”

此时他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先贤来到马来亚后被称为“苦力”？是谁给取得这个名词？”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敦林接着自己回答：“是殖民地的总督金门泰，是他把华人叫着“苦力”的（即我们所谓的“劳动阶级”）”

（按金门泰（CECIL CLEMENTI SMITH））在19世纪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任期是1887-1893年，6年。海峡殖民地是于1826年正式成立，即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合并成英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又称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ELMENTS）。那个时候，大批华人从中国南来，居住在海峡殖民地内)。

他说：“这个名称取得好，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得清苦，又用劳力血汗谋生的，也凭着他们的刻苦耐苦，才有今天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局面。”

敦林的习惯是他一旦开了口，就不会让你有机会插口。他“包办”了谈话的内容：“我在从政的年代（1951年开始），为了体验各种不同人的生活，便勤于到处走动。那时较多与我出外的是拿督林维雄（已故），我们到乡下席地而睡，近打区的矿工生活是贫穷与落后的，渔民的生活也一样苦。我认为从政的人有责任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在改善之前，你得了解穷人的生活有多苦才能下手。”
“你又知道吗？孙中山除了感叹华人是一盘散沙外，还有什么抱负吗？”

我插上一句：“他有提倡「天下为公」。”

“对了，就是「天下为公」。搞政治就要抱着这样的心态，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不要老想自己。”

至此，我要介绍一下林苍佑从政经历。因为在我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面对政治上的分化又整合的过程中，林苍佑是其中一位最为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林苍佑，肯定不会有今日的民政党；如果没有林苍佑，马华公会也不会演变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

林苍佑（86岁）是在1954年正式参加马华公会（这之前他是急进党后创党人和领袖（1951-1954））。在1955年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用联盟标志）参加槟州议会的选举而胜出。随着这一胜利，林苍佑把槟州马华搞活起来，也成立了青年团和妇女组。虽然他不是槟州马华主席（主席由殷商伍瑞琴担任），但凭他的智力，他成了马华的重要人物。1955年，他被马华公会推举为参加全国联盟会议的代表之一，其它人有陈祯禄、梁宇皐、李孝式、朱运兴，黄赛南、叶金福、翁毓麟、梁长龄、陈修信、陈世英及符兹美等人，巫统方面也派出16人。主要的工作是应对1955年的联合邦自治的普选。
与此同时林苍佑也是马华公会推派参加联盟会议以关注教育问题的人。

这里有两个背景要提出的：

其一是英殖民政府提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提议在非英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取代华文，教总起而反对。联盟为应付1955年的大选，答应在选后检讨教育政策。林苍佑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大选后成为检讨教育政策的委员之一，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敦拉萨教育报告书”。

其二是马华公会在那个时候是山头林立的，中央集权不足。各州可推派候选人，而不是中央，而且各州的组织是“各自为政”的，连资产和资源归各州所有，中央是一个未有权威的组织。林苍佑加入马华就是要改革马华，使权力归中央。因此他是马华的“少壮革命派”。

林苍佑对于他加入马华显得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而说出这样的一段话：“您知道吗，当时我在马华内虽尚不是总会长，但我被赋予一项重要的职务，那就是领导马华的选举与招收党员的工作，也直接介入了教育工作。名称为组织主任。我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林连玉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华公会当时的领导层没人读懂林连玉的“心思和语言”，但我读得懂，我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和要表达什么？我们在一起工作。”

可是，我告诉敦林：“我曾翻阅《星槟日报》的合订本，从创刊号到80年代中期，就是找不到有关您与林连玉的合照。不过在文字上倒发现您们是相互配合，甚至有时是一唱一和的。”

他问，《南洋商报》有这样的照片吗？我说我不知道。敦林说，他是在1956年的锺灵中学的学潮与林连玉相识后又相知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马华公会与教育斗争的历史：1953年，马华公会与教总和董总（尚未有正式组织，但派出代表，马华和董事代表的人也因此出现交叉，翌年才组成董总）共同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各派出10名代表组成，另加上三方的主席，共33人，即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三大机构”。根据林连玉的回忆录，这个组织是他和马华的温典光扮演重要的角色，后来加入董总的陈济谋。

这个“三大机构”基本上是一场角力战，但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1956年出炉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经交涉后，不列入“最后目标”，终于使各方满意。林苍佑是其中一名委员，林连玉则是赞成这份报告书的重要人物。

所谓“最后目标”是“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本委员会亦承认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见《林苍佑评传》，页73）。

1956年锺灵中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有68名学生被开除，又有其它中学响应，轰动华社。林苍佑介入调解。马华公会也因此成立以林苍佑为主的15人小组，并在1957年发表《学潮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针对锺中、韩中及中学三间华校的学潮进行剖解，提出的建议包括：请教育部长阐明《1956年新教育政策的精神》（即拉萨报告书），公布锺中接受津贴之条件与合同等。林苍佑说：“锺中之学潮，简截地讲，就如华文教育上一粒疮，没有医治之前，应先了解其根源，不要以为外敷药包扎就算完满。如不把疮内的不好的东西拿掉，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则直截了当指责问题出在汪永年身上，他（指汪永年）要负责最大的责任，诱导董事会接受津贴，不惜把华文教育出卖了。“（见《风雨十八年》，页179）。

此外1957年独立前，马华公会内的刘伯群（霹雳）及陈期岳（马六甲）发难，举行华团大会，削弱马华的代表性，并选出4人到英伦请愿不承认马华的代表权。他们是刘伯群、陈期岳、林连玉及叶茂达。林苍佑认为不妥，他以马华组织主任身份作出批评，最后影响林连玉不随团出发。林苍佑激赏林连玉的正确决定。他说，马来亚的问题应在国内自己解决，不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所谓外来的力量即指刘伯群与陈期岳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

不过，在这个时候，林连玉注意到陈祯禄施过手术后，可能失掉记忆力，以致马华公会失去重心（见《风雨十八年》(下)，页21）。林连玉所指是马华内部出现分化，而此时林苍佑尚未掌大权。

1958年，林苍佑结合其少壮派的力量，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参加马华公会，勤于在全国走动，因此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再加上他反对马华卷入国民党和中共的斗争，力图使马华“马来亚化”，也就在马华内崛起了。3月23日这历史性的日子，林苍佑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朱运兴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杨邦孝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这三个改革派主将组成核心力量，锐意壮大马华中央的力量，也向巫统提出要求分配三分之一国席（即40席，总数104席）。无奈时不予林苍佑，他无法打破马华各地“划地为牢”的小山头主义的局面，也无法说服巫统作出协商。林苍佑的改革终于功败垂成。因为东姑没有答应林苍佑的要求，而是转向支持陈修信的一派（陈修信接受31席），架空总会长及马华党中央。1959年的大选也导致马华的分裂。林苍佑派大权旁落。

这里我们要拉出一段与此相关的故事：林苍佑的得力助手杨邦孝是李光耀挚友。他在1959年6月的时候（也就是马华危机爆发的前夕。因马华中央决定要争取35-40个国席，杨邦孝说，若未获接纳，马华要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单独参加大选）（见《林苍佑评传》，页108），前往新加坡会见甫上台执政不到两周的李光耀总理。

李光耀回忆录中有这么写道：“在我上任后不到两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事先没通知便到我家里来。他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老朋友要我采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这使我感到非常烦恼和不安。我告诉他，我固然同情马华公会，却绝不会去惹他们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主要目标是跟马来亚合并。36年后，这件事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如果我当时问清楚教育问题的背景，便能很早就得到提示：要跟联邦的马来领袖合作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2）。

林苍佑失败后，杨邦孝（马华元老杨旭龄的儿子，执业律师，是改革派冲锋陷阵人物）愤而退出马华公会，转赴新加坡发展，如今是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我问林苍佑还有没有与杨邦孝来往，他说有，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不知道林苍佑怎么评估自己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我问他对参加马华和领导马华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说有，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成果”是在那一方面的。因为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他是马华党内的失败改革者，胜利的一方归陈修信。

不过，林苍佑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不断地回顾他和林连玉在华教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他说，他当上马华总会长后，便恢复“三大机构”的合作。人选重新安排：主席林苍佑（马华），秘书李致祥（马华），副秘书林连玉（教总），败政陈济谋（董总），副财政郑婉文（马华），常务委员重量级人物有朱运兴（马华），严元章（教总），温典光、王景成（均董总）。林苍佑重新启动“三大机构”的活动是因为他在1958年3月份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后，于同年5月他接获董总主席陈济谋及教总主席林连玉的联名公函，要求开会讨论关注关系到华教前途的甄拔考试问题（此乃指政府有意列初中会考作为升学的标准，而华教则要求属于测验性质）。
林苍佑于是在同年6月1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用了整个10个钟头讨论华教大事，也同时产生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林苍佑、陈济谋、林连玉、李致祥及温典光，获授权处理重要事项。林连玉在会上表示他对新会长涌起新希望，希望在林苍佑领导下，马华与华团密切合作。

林苍佑在致词中矢言“三大机构”要使华教在宪法的保障下，获得充份的发展。他声言马华与华教共浮沉（见《林苍佑评传》，页99-100）。

在这次会议上，林苍佑也接纳了林连玉提出的教总十条提案，主要有本邦高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应以教学的媒介语作为考试的媒介；各民族母语母文的教育一律平等及召集全国华人社团代表大会，决定华人对教育的愿望。但当时讨论到升学考试问题时，林连玉说要求初中会考只属测验性质，马华公会未能清楚交待（见《风雨十八年》(下)，页49）。

不幸的是，韩江中学学生闻讯，在6月3日进行静坐罢课，眼见一场风暴就要来临，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即刻与教育部长佐哈里会唔，得到口头允诺初中毕业升学试只作为测验性质。但林连玉非要杨邦孝签下白纸黑字，才肯发布新闻。杨邦孝既非教育部长，也没有官职，他确实够魄力承担责任，也就签了字给林连玉。一场可能波及全国的风潮就这样按下了。到了临考前10天，教育部长正式发表文告，指初中考试属测验性质。杨邦孝取得胜利了。林连玉说，“事后，杨邦孝告诉我，佐哈里之所以终于答应，是因为雪州四中学的风声很紧，学潮果真爆发，他的教育部长的地位会动摇的。”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51-52）。

林苍佑在确定他在“三大机构”的身份和领导地位后，于1958年9月20日在霹雳江沙召开全马华文教育大会。对于这个历史在林苍佑看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大会。在访谈中他问我可否记起那件往事。我说我在他的评传中有写过这一节，而且我写下林连玉赞美他的话。可是我没有您们两人的合照。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因为他知道林连玉要什么。而且会议是空前的热闹，也算是林苍佑当选总会长以来首次取得华教界的广泛认同。

林连玉在大会上说华人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要改变过来。“1955年选举时，华人选民不过12万，现在（1958）年情况不同，公民已经增加到百万名左右，我们手中有了选票，可以选举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到议会中表达我们的愿望。”

林苍佑在致开幕时对盛况空前的大会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在发展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三大机构是缺一不可的伙伴。但董教总是着重于提供华教应兴应革的意见；马华公会则是着重在政治的折衷。前者为了阐明真理，可以畅所欲言；后者为了加强效率，必须量情度势。这种分别，是我们所不能不面对的，但它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体。”

他又说：“马华置身于联盟，是为了三大民族共同的利益；马华置身于三大机构中，是为了华教前途。因此马华的一言一动，不能鲁莽灭裂。因为当联盟轻言分裂的时候，是全国的大不幸；当三大机构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是华文教育的大危机。

最后他要求彼此做到“互信互谅，精诚团结”（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17-428）。

还有一个大会令林苍佑刻骨铭心的是于1959年4月26日在吉隆坡主持“三大机构”联席大会，出席华团及教师公会共747个，代表人数1209名。大会通过林连玉提出的《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及《本邦华人对教育总要求》。林连玉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林苍佑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华文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组成部份，教育本身要摆脱狭隘的民族意识，才能发挥教育的效能。拉萨教育书已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有了依据，大家要珍惜这点成就。但华人要精诚团结，才能成功。”
他又说：“值此大选期间，凡能为人民谋福利，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待遇的人才投其一票。” （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34-445）。

这个大会又进一步确定林苍佑在华社的领导地位。可以这么说，通过“三大机构”，林苍佑在其任期内先后两次召开空前的华教和华团大会，是他从政的一项令华社侧目的“成果”。不论以后局势如何演变，非林苍佑所能控制，至少他证明了马华公会是一个有活力，与华社共呼吸的政党。因此他不认为他在马华公会内是交了“白卷”，反而有其历史贡献。在这方面，他怀念的是林连玉。一个与他出身完全不同，思想也不一致的人，只因教育问题而走在一起。尽管林苍佑不是事事圆满解决。但在林连玉看来，他确实是想要有一番作为。

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7月12日的马华党代表大会上，却变成两派的公开对峙。一派以陈修信为首（后来获得其父陈祯禄的支持），另一派以林苍佑为首。结果在东姑支持陈修信下，林苍佑派一无所有。

林连玉对于林苍佑的下场（1959年大选前，总会长被搁置一旁，既不是马华候选人，也没有权力拟定马华候选人，由东姑与陈修信挑选候选人）有十分痛心的慷慨愤言：“林苍佑是华人一致的拥护也不愧是华人的最高领袖。可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请问还有谁配去和联盟谈友谊，谁可以与联盟折衷商斟呢？” （见《林苍佑评传》，页129-130）。“所有的华人对此感到非常的痛心。”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3）。

林连玉一向很少公开称颂政治人物。他对陈祯禄有赞有评，也狠批过陈修信及翁毓麟，更对梁宇皐毫不容情地批判，唯独林苍佑与他合作愉快。他们两人渡过短暂的“工作蜜月”。如今林连玉逝世已20年，林苍佑言谈中一直不忘老朋友。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当年继续合作下会否出现问题。因为已经没有如果了。

就在林苍佑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时，林连玉仍然奋身为华教而战。这是由于自从林苍佑辞卸总会长（1959年）后，“三大机构”已是“不疾而终”，名存实亡，双方没有再对华教问题进行合作，留下无限的遗憾。

事有巧合的是，林苍佑是在1961年4月21日在芙蓉诞生其“民主联合党”，而林连玉则是在1961年8月12日接获公民注册总监的通知书，吊销他的公民权。从此两个人自走各路。一个走向反对党；一个保持沉默，退出杏坛和公职。因为已没有“三大机构”提供一个合作的平台。

但在这之前，他们又有过不期而遇地在安顺为朱运兴（林苍佑失败后，朱愤而退出马华公会）参加补选而站台。这时朱运兴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补选。在林苍佑与林连玉的支持下，朱运兴以3500余张多数票当选。林连玉说，大概他的号召力太强，引致政府在8月12日要取消其公民权。不过林连玉也认为这只是诱因，主因是教育问题（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5）。

当林苍佑把码头一转，判定他下来日子与马华是一场漫长而又艰辛的斗争。从疾呼华人大团结到华社分裂，确实让人痛心疾首。其中的原因，也是纠缠不清的。

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林苍佑依然相信政党是整合民族的最有效工具。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盘，这个盘要盛起散沙，那个政党能盛到最多的沙，那个政党就能从中崛起。基于这个道理，林苍佑又于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并把民主联合党解散。正如他在1954年主张解散急进党，一起加入马华公会一样。未想这个民政党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竟然在1969年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林苍佑从全国领袖退下后又再成为一方领袖，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宁唯是，他又把民政党带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重温在联盟的日子。这意味着他又回到执政阵营与陈修信争天下。彼此争夺“华人的代表权”。陈修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因为有了陈修信派，他的改革落空；也因为陈修信体会到马华的组织不健全，因此当他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就修改党章，把马华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一如巫统一样，造就了总会长集权威于一身。陈修信改造马华，却改造不了华社的命运；林苍佑改造不成马华，却改造了槟城的命运。

如今陈祯禄走了，陈修信走了，与他一同在政治上斗争的或敌或友，也一个又一个走了。剩下的政坛元老已是屈指可算。林苍佑在1990年退隐政坛后，一幌又是15年不问政事。难怪很多人说林苍佑是个不接受访问的人，因为他说他的政治故事早已结束了，不想再重提陈年旧事。

不过，在最后结束与我对谈的时候，他又抛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向你说过，我们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不是“马来西亚华人”，也不是“马来西亚华裔”，这表面看来没有差别，实则有不同的意思。前者是指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祖先是华裔，所以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如果说我们不是“土著”，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土生”。我们是“土生马来西亚人”不就是一个纯正的马来西亚人吗？

“再者，我告诉你，今日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许多华裔马来西亚人已走出国门，在国际扬名，也在国际找到安身立足的地方；而又有人再转回头，在马来西亚出人头地。因此我们不必有什么忧虑。” 他说。

“但政治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得面对诸多问题。政党也还得为民服务，为民解决问题。因为您林苍佑，整个华人的政治格局在60年代就改变了，版图也改变了。您不认为这是事实吗？而且“土著”与“土生”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有宪法保障下的特定条文；后者则没有。”我说。

他不回答我这一尖锐性的问题。因为他说他已不理政治事了。不过从他的言谈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口口声声说不在意历史的评价的人，其实是最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不然他不会问为何不放39岁的照片？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林连玉？因为林连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承认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最高领袖的地位，谁有这份荣幸呢？

还有他也再一次地问起我对林苍佑的评价，并说除了这本书外，我还有其它评论文章谈到他的。我说是有不少，都写在报章上。我甚至也为他治理下的槟州作过一个学术研究和带出他的政治理念。
他再向我要了《林苍佑评传》(中英文本)，再详看一遍。我想他还是会有话说的。我等着他的兴致来潮时，他就会再说那说不完的故事。

林苍佑是一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也没有写完。你说他对政治不关心也不尽然，在2004年大选时，他还为其儿子在峇眼的竞选而操心呢？他也决不缺席民政党的重要大会。对这两个政党，有心痛的一面，也有深爱的一面。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林苍佑应该是整合马华民政两党的不二人选。（200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