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基政党与未来走向

在独立（1957年）之前，我国只有一个华人政党，那就是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在独立之后，我国还是只有一个华人政党，那也是马华公会。这个政党在1952年与巫统合作，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旗开得胜，奠定两党联盟的基础。两年后，印度国大党加入联盟。这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在1955年普选取得压倒性胜利（52席选举，联盟赢51席，另46席由英国委任，启开马来亚联合邦自治时代，也带领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成为独立国。）

独立日这一天，左派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社阵，标榜多元种族的社会主义政纲，具有阶级性倾向，因此它不是华基政党，没有人把社阵或劳工党称为华人政党。而它和联盟乃至马华公会的斗争侧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回异。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出现我们今日所谓的“华基政党”？而华基政党又是怎样演化而来的？这就得提及与此相关的四位华裔政治领袖在斗争中衍生出来的当今“特殊的政治产物”，而且与马华公会息息相关。

(一) 第一位是陈祯禄。他在1949年联合一批峇峇及亲英份子组织了马华公会，主要是因为在紧急状态下，有近50万华人被赶进“新村”，以断绝和马共的连系，而“新村”华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马华公会乃告应运而生，目的是协助华人改善生活。最初它被当成一个福利慈善机构，直到1953年被禁止发行“福利彩票”后，促使马华公会改变形象，走向一个全面性的政党，期望通过政治来维护华人的权益，和力使华人登记成为公民，以效忠这个国家。

陈祯禄的政治理念也就因马华公会参加议会选举取得议席而得以巫统分享执政的权力。换句话说，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是陈祯禄的领导魅力与威信，为马华建立了一个政治平台，并以华人政党的姿态号召华人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这种打出“民族主义”旗号的政治斗争指导思想正与其合作伙伴巫统打出的“民族主义”（不是宗教主义）旗号相互辉映。

很显然的，马华公会走的这一条政治路线是与反对党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左派政治理论）的路线是有矛盾和对立的，以致它在华人社会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正因为这样，马华公会本身起了“革命”。有一批少壮派要明显地突出马华公会作为华人代表的形象，也就是要彰显陈祯禄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精神。以证明马华公会不是“资本家”或“精英份子”的政党，而是全体华人的的政党。

(二) 演绎和推进陈祯禄政治哲学的就是林苍佑这个人。他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后，锐意刷新马华的政党形象。因而在1958年角逐马华总会长职，不是为打倒陈祯禄而 战，而是要改革这个党。结果他取得胜利。另外两个重要的林苍佑派的人物必须要一并带上，他们是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朱运兴（他原是独立前的副教育部长，后因华教问题而丢官〕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与李光耀私交甚笃的杨邦孝（如今已是新加坡大法官〕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他们三个人是改革的少壮派，准备整合马华公会，一方面用以抵销刘伯群及陈期岳（均为马华党员〕通过华团向马华施加压力，导致马华力量分化；另一方面则要求巫统正视马华面对的困境，分配三分之──的国席，即是要求总数104席中的40席，以确保任何修宪需征求马华意见。可惜这一要求触发政治大风暴，林苍佑败下阵来。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选择与陈修信合作。在血浓于水下，陈祯禄从原先支持林苍佑的改革到后来反对林苍佑的领导，转而支持其儿子陈修信。马华公会也就在1959年分配到31席（国会），比林苍佑最早争取的40席少了9席，即未达三分之一席位。马华于是又回到陈祯禄的保守政治的年代。

震怒之余，林苍佑在1961年离开马华另起炉灶。他所引起的政治震荡比任何一人都要爆炸性和持久性，其后遗症竟延至今日还在回荡。先是成立民联党（1961年），后是合创民政党（1968年），解散民联党之后，一举夺下槟州政权，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的扩大）。这样一来，第一个“华基政党”宣告成立。

至此，我们要给华基政党下一个定义，它是以华人〔不论是党员或支持者〕占大多数而立足政坛的政党，不管它的宗旨是多元性或党员也有非华人在其中，但不争的事实它是立足在华社，没有华人的支持，这样的政党也就走向尽头〔例如1974年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及1978年叶锦源的社会主义民主党，都因未能在华人社会得到有力的支持而后自我消失〕。民政党不但站稳脚跟，而且一直在槟州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阵眼中，尤其是巫统看来，它是除马华外，另一个代表华人的政党。因此它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 。

另一个被国阵视为华基政党的是砂劳越的人民联合党。它的政纲与民政不相上下，但也没有办法逃脱不是“华基政党”的标记。只是因地域关系，鲜少涉及西马政治。

(三) 第三个人就是李光耀（前新加坡总理，现为内阁资政），他在1963年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复于1964年用人民行动党的旗号参加国州大选，而他曾不讳言要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换句话说，他要使人民行动党成为代表华人在内阁中的地位。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民族主义”换位的角力战，进而提出了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斗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吸引华人及华人以外的族群的支持。甚至拉拢包括林苍佑在内的支持其“团总组织，以对马华公会产生压力。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摇身一变成“民主行动党”。这个政党成立的本身就是人民行动党的翻版，也因此以马华公会作为斗争的目标，从蒂凡那到吴福源到林吉祥再到林冠英都表现了一脉相承的政治理念。虽然坚称多元种族，但它没有忘记它是根在华社，没有华社的支持，民主行动党的政治生命力是有限的。于是它又被冠上“华基政党”的名堂。一个华基政党在朝（民政党），另一个华基政党在野（民主行动党〕，再加上华基政党的老大“马华公会”，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这个局面之所以造成，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逆流”的所作所为而造成。

(四) 这个人就是陈修信，他承接了其父亲的政治遗产，但转化成自己一套的“精英导向”而未能感受华社对他的责难。第一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林苍佑；第二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李光耀。林苍佑不能容忍陈修信对他的“背叛”，决意通过另一个“华基政党”把他给“整”下来。终于在1974年民政纳入国阵时，陈修信挂冠而去。李光耀同样不能容忍陈修信代表华人，他认为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华人已产生信心危机。因此也决意要取而代之。民主行动党就是延续这种精神斗马华公会。

陈修信则是在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后，惊觉马华公会的政治角色已被边缘化。不但在大选中失利（参选33席，13人中选），而且政治格局大洗牌下，巫统一跃而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主导政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1971年提出“以党治国”理念，这个党就是巫统。

为了挽救马华公会不致一跌再跌，陈修信在1971年号召华人大团结，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招牌，一时团结之声浩大，成为一种运动，但不久又告分道扬镳。这之后因为陈修信的保守思想已经无法捍卫陈祯禄的政治哲学，唯有让位于新人。李三春时代就此揭开了。

李三春基本上认定只有一个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其它政党不能越俎代庖。他的政治手段兵分两路，一路要杀倒民政党（起用林建寿来夺槟州政权），另一路要化解行动党（争取议员跳槽和尽一切能力抵销行动党的威胁。何文翰，叶炳汉及陈德泉等人的跳槽就此连续发生）。这两个策略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是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离党出走，引爆了马华历时一年有余的党争，元气大伤。

下来的陈群川乃至林良实，都已经意识到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一党居优势的多党制结构。在国阵的14个成员党中，只有巫统独大，余则只是围绕在老大周围的其中一份子。马华也没有例外。因此在已定型的政治大气候中，2003年崛起的马华公会新领袖黄家定所要思及的是怎样整合华人的代表性和凝聚力。既然不能一一消灭“对手”，务实之道是在共存的空间寻求一个“共识”。于是有了马华与民政的合作。两党试图在华社的问题上共同应对，但又有其局限性，因为有“国阵精神”罩住，不能超越界线。虽然如此，通过内部的争取与协调已成为两党的当务之急

不过，要怎样与在野的华基政党──民主行动党合作？则是一个大问题和大学问。目前看来，合作的可行性似乎不存在，因为彼此都在争夺华社的资源（支持的力量）。但如果把政党利益或政治利益凌驾于华社之上或和用华社课题或困境当成政治筹码，肯定是华社的不幸。即便让其中一方在选举中压倒另一方，难道就解决华社的问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今天的现实是华社都认为彼此都有存在的必要。

既然三个华基政党已清楚本身的定位，新一代的领袖，如黄家定，许子根及林冠英已经不能用上一代人的相互排斥与“赶尽杀绝”的手段来取得独赢（1990年及1995年行动党曾企图打下民政党而未果是为二例），而是需要具备勇气和胆识，抛弃历史包袱，不能再陈陈相因，原地踏步，而是要突破性地在相关的课题上各提出策略思维。因为有些课题不是单靠一党之力来解决问题的。从教育课题到裸罚事件，反映出彼此之间不约而同地有共同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定国家现有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乃至宗教自由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话，那么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和措施提出改革和调整则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和不违反民主竞争的原则下，华基政党应该可以自我调整，努力改变政治格局，相互合作共创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公平、合理、宽容、尊重与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