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家骅事件的省思

我原以为郭家骅的“官职”已飞走了，因为事先各方都已知情他将在12月31日卸职，连媒体也大肆报导。可是事件的发展竟然直转直下，郭家骅却告“安然无恙”，继续做他的行政议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都给搞胡涂了。

本来我已先后在本栏针对郭家骅的官运发表过评论，其一是我评他“迎来冬天”；其二是他的回应“冬去春来”，真没想到给他等到了。但问题也就不此了结，留下的后遗症却可以从各方面猜想。

我不想在前因后果兜圈子，也不要再谈什么来龙去脉，我要说的是“政治的信誉”与“政治的权威”这两件事。其实合起来又是一码事。

通常我们理解的政治是个人参加了集体的运动，然后通过集体又凸现个人的成就。换句话说，政治是一个大海洋，很多人都投身其中学习游泳。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一下子就上岸；有的人一辈子也游不上岸。究其因不外有下列的因素﹕个人有其智慧与才华，在党内得到赏识而探出头来。例如有的人不是从基层做起，而是从天而降，被领袖命中，一下子参加大选而取得官职，然而才慢慢地建立“基层”的基础。‚个人有其手段。这种手段不论是出自正当与非正当的（只要不被揭开），他就可以在党内先有党职，而后才争得官职。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政党内沉浸多年，最后才有机会脱颖而出。这种人往往被人评为靠手段起家。但话又说回来，参加政治而没有手段，只等待别人把你扶起来，不如回家睡觉。因此耍耍手段是参政的必要过程，只要运用得当或靠正当的手段取得，那就少有非议，不然就是是非多多。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在党内能出头的人又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精英份子。所谓精英份子是指在党内有党职的，或中央级的，或州际的，或地方性的，而最为吃香莫于手握投票权的中央代表。人人都想争又不是人人争得到，自然党内有派系了。还有一类是有官职的。官有大有小，官运有长有短，这要看你的造化。当然官是越大越好，有官自然有权（多多少少也好），有权又自然有势。一旦无权又无势，那就是被打回原形，成了个普通党员了。

正因为僧多粥少，一旦有机会做官，绝大多数人都会做上瘾而不会心甘情愿让位的。什么孔融让梨的故事不过是说来好听吧了。

马华公会为此，也订下了做官的期限，又订下党高职的年限。这算是一个比较开明和民主的作风。虽然如此，对于有官位的人来说，这样的限制是有点儿不自在的，因为才做出“官样”来，又说到期了，真是扫兴。

我们不知道郭家骅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但我们知道他的“期限”还没有到。若没有变卦，应是可继续做官。若有变卦，他就要认命。同时我们又更是知道，党有党威，领袖有领袖的权威，这又是不可挑战的，而一个人的官运也往往由党领袖来斟酌和定夺。由于这样，也就有所谓郭家骅只做“半届行政议员”的传言，后来又知道确有此事，而非传言。

就在这换班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刻，突然中途有变，大家都感到纳闷，也不知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有人说了是技术上出问题；又有人说是反弹力过大，终于换班不成，党领袖的威信也因此受挫于一时。

可是反过来看，取得胜利者又未见得好受。郭家骅表面上是打胜了一场翻身仗，却因此被指输掉整个“信誉”，因为他的“咸鱼翻身”也弄得党领导层“瞠目结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从这样来分析，“信誉”的“破产”是长痛的；“权威”的受损是一时的，两相权宜之下前者显得更是坐立不安。所谓“好像赢了却不兴高采烈”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这样说﹕郭家骅保官有术。用什么招术也就不重要了。政治者，权谋也！因此他暂时“胜利”了，有人说党的“威信”因此给典当了，可能连他的派系也会为此“分崩离析”。这非他所愿，但他又非作最后的挣扎不可。如今局面已是彼此“骑虎难下”。看来，他会比以前更为寂寞与无奈，除非再有奇迹出现，不然等待他的极可能是党的权威再一次出击，他毕竟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这就是政治斗争的规律。事情闹僵至此，不知谁要负最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