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胡申阿里与人民党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在12月下旬为该党青年团与妇女组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提出了党内存在着13个弱点有待改善，例如迟到、不守信逽、不负责任、对工作漫不经心、不敢面对问题等等都是老生常谈，没甚新意，不在此论。但这使我想起好像是“久违了”的赛胡申阿申这个人（因为人民党已彻底改组）在政海浮沉多年，就是一直探不出头来。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大学讲师，赛胡申阿里博士是称职的，也对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学术资格与学识是无庸置疑的，但他的从政运气总是不能顺心顺意，与国会无缘。

本来，像这么一位饱学之士，又有意献身政治的，理应有机会在国会一展身手，但命运总是拒绝他的一番诚意，让人替他惋惜。他在政治的命运就使人想起他的前任者卡森阿末，也想起人民党的创党人阿末布斯达曼。就是他们三个人改变了人民党的命运（而他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在内安令下坐牢）；特别是赛胡申阿里为人民党动了大手术，把这个党的性质做了根本的改变。反过来，人民党也改变了他们三个人的政运。

这样的巨大变化需要从人民党创立讲起。这个党创立于1955年，创党人是阿末布斯达曼，他是一位知名的马来作家。早在英殖民时代，他就曾因涉及左派的政治活动被逮捕。由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957年促成与劳工党的合作，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是人民党的第一大转变，也开放开户引进非马来人的党员。1959年他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国会议员，是人民党魁首次进入国会，但也是直到今天为止的记录保持者。1962年因被指涉及汶来叛乱而被捕。1964年的大选，人民党无一人入选国会（只有两名劳工党人在社阵旗下中选）。1965年也是在波斯达曼时代导致人民党与劳工党分家，起因于对语文政策的分歧（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坚持多元语文政策）。后来波斯达曼获释后退出人民党，另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有人译为“平民主义”党）。显示了波斯达曼思想已有转变，不再那么坚持原先的社会主义理念。

继承波斯达曼成为人民党主席的另一位杰出学者是卡森阿末。1962年起他是伦敦大学东方暨非洲研究院的讲师直到1965年。后来他又考取博士学位，算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人物。他对人民党的第二个改变是将党名改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他也是一位政坛失意者，未曾中选国会议员。1976年至1981年他在内安令下被扣留5年之久。他在出狱后已告别“社会主义”，转而对宗教进行研究，并参加巫统成为普通党员，未被重用。

取代卡森阿末的是赛胡申阿里。他比卡森阿末更早被内安令逮捕，由1974年到1980年在扣留营渡过6年的时光。当他出狱后，已受人民党重托负起领导的责任，更在卡森阿末离去后正式成为人民党党魁。虽然赛胡申阿里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有意重整人民党（他较后又将“人民社会主义党”改回原名），可惜时局又不予他机会，屡战屡败，未能中选国会议员。最有看头的一次是1999年大选后获分配在八打灵南区角逐（被视为反对党强区）（这一年也是安华效应的一年），结果是功亏一篑，这对一位学者无疑是个大打击。

自此之后，韬光养晦的赛胡申阿里也一直在寻求转变。就在2001年民主行动党退出替阵（反对党阵线）后，人民党与公正党始终未脱离替阵，并希望回教党能缓和宗教情绪和宗教路线。

本来赛胡申阿里“雄心勃勃”要在2004年打翻身仗，无奈回教党拒他于“千里之外”，认为吉兰丹的哥打峇汝国席不适合由赛胡申阿里上阵，理由是他是社会主义者。在此“愤慨”下，阿里选择不参加2004年大选。但其中也显示他对“反对党阵线”的“失望”。这一年的大选，已是“替阵”兵败如山倒，连回教党也只剩下最后一座岌岌可危的城地。国民公正党则只剩下党魁旺阿兹莎险胜。

在这种情况下，赛胡申阿里要把人民党引向那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议程。继续保留现状，已看不到议会选举得胜的前路。将这个党自行改变，也不知如何变，最后的“出路”选择与国民公正党合并。因而人民党有了第三次的大转变，就是将整个党纳入国民公正党，继续由旺阿兹莎统领，而他则降一级成为党的署理主席。这种应变看来是人民党较好的选择，但也引起党内部份人士的不满。无论如何，今天的国民公正党表面已是改成“人民公正党”，实则是保持（改变不大）了国民公正党的特征与特色。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赛胡申阿里不得不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收起，让位于“政改”旗帜。“政改”旗号代表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必再赘述。不过，赛胡申阿里也成为最后一位坚守“社会主义旗帜”的党魁，也许他的思想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但他知道，他的两位前任者也坚持得“好辛苦”而自行转变。就他本身而言，他一路走来，也看到马来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在大时代前面，“社会主义口号”不再响亮，也只好把“社会主义”送给了“政改”（Refomasi）编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