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之主”与“一校之长”之争

原本是一场食堂主权风波，终于演化成两个主要团体针锋相对，而且又带出一连串的相关课题，包括贩卖部的主权及额外教学与补习的课题，更进一步挑起贪污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评论文章纷纷出笼，集会声讨及反击声不绝，也把学生及家长牵扯进来。

到底问题出在那里？首先是改制后，教师和校长都成为公务员，在法律下，校长的老板是政府，因此他们有权组织职工会争取与捍卫自身的利益，于是有了全国校长职工会之设。

但在另一方面，校长也是教育部委派的代表和执行人。所谓一校之长也相等是一间企业公司的 CEO 。在面对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董事和赞助人时。校长已不能被视为职工一份子，而是代表“资方”行事。这就是说，校长在教育法令和条例下，他扮滨双重角色。对政府是职工；反过来对其它人士时，他就是关键人物，拥有相当的权力。正如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曾说，校长与董事是伙伴关系，不是主雇关系。这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当华校接受改制后，权力已归到教育部，而教育部又根据条例和权限把权力交给了校长，以致校长的权力相对的扩大。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教育法令下，所有改制的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已被改组成“学监会”（或称为董事会）。表面与过去的称呼一样，实质已经改变。因为它不再是过往的由赞助人选出，而是依教育条例组成，即五个方面各有三个代表。

在这个组织下，校长是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意味着他代表教育部也是董事成员之一。若没有秘书行事，董事会的操作是不容易顺畅的。有了秘书管理所有的文件，包括向教育部呈报人选，校长的“权威”也就从中建立起来。在一般上，董事会讨论的事项都是依据校长的报告进行讨论。除非有关的学校还有另一个大董事会存在自行开会作出重大议决，否则在学监会（小董事会）内校长也成了“资方”的重要一份子，与其它董事是平起平坐的。

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调和”的，显示董教一家亲。在太平盛世，自然相安之事，但也潜在“矛盾”。一旦有所冲突时，也就使矛盾激化，近些日子董总与校长职工会关系的“恶化”显露了机制的不健全。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于兹产生：到底校长是“劳方”还是“资方”的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将校长摆在“资方”，那么他的角色就是与董事会（学监会）共进退，且要以董事会的意见为依归。董总就是坚持董事会是一校之主，而一校之长得配合一校之主的行动。学校食堂风波中就考验了校长应该怎样做人？是政府的职工，听命于教育部的官员指令或跟董董事会的议决走，成为“资方”的一个“前锋”？有的校长也因此说他们成了“夹心人”，左右为难。

这样看来，教育部实有必要修改教育条例下的董事会章程，将某些特定权力，尤其是校产管理的主权交回董事会（如是属于半津贴的学校，学校是由董事会筹款兴建的，也多数成了校主），而校长不再是当然秘书，以免身份尴尬。这样的分工合作，自然会分清彼此的角色和职责而不被混淆。

其次在教育条例下，家教协会的组成也要有些改变。老师选出他们的理事，家长选出他们的理事，共组家协，重要职位也要列明。如果合在一起选，一般上家长是不热衷参加大会的，也就出现一些的评论指说，校长在当然顾问下，可以影响老师投票，把未属心意的家长不选入理事。当然如果家长热烈出席，校长是无从操控整个局面的，反之校长就是灵魂人物。

家协的作用就是作为董事会的补充机制，共同把学校理好，它们也尽力配合学校，开计算机班，额外补习班，并筹款改善学生福利等，但今天的争执已提升到贩卖部的主权归谁？是董事会？家协或校长？或三方协调？

基此，校长职工会与董总的直接对话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也唯有这样，才能把面对的指责说清楚。我们不向后看，只向前看，也许可解决产生的疑义和争议了，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教育部，这就有劳马华公会（有代表在教育部当副郭长）挺身而出促请教育部交待食堂、贩卖部和相关的主权，不能再保持沉默了！理应分清“一校之主”和“一校之长”的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