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

今年刚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1966-2006），回顾这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当可温故知新。“文革”的远因要推前到1958年的“大跃进”，用以回应1956年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出现的反共思想；同时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整肃的延续（丁玲和艾青等著名作家被当成右派下放）。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把较早前（1953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公社”结合成“三面红旗”。

这“三面红旗”的特征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防止出现苏联在克鲁晓夫领导下的修正主义使红色江山变色，因而有康生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传遍全中国。循着这一大方针，文艺路线也出现“两结合”的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

虽然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失误，但被扳倒了；虽然在1960到1962年出现三年灾害，造成生命损失，但刘少奇并没有占上风。为了制止各类的言论及防止“三面红旗”落地，获得毛泽东信任而已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1964年推出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民天天读，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林彪说了只要运用毛语录，天下难事肯定迎刃而解。

就这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点，也就有利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底）的发表，终于为“文化大革命”掀开序幕。于是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撤消1964年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另立以江青及陈伯达等人组成的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毛泽东负责。《五一六通知》（即5月16日拍板的）也就成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反击《二月提纲》的“没有立，不可能有破”。根据这一新观点，对以后的“大批判”和“大破坏”行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思潮滚动下席卷全国并幅射海外，它具有下列的特征﹕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推出“京剧革命”的“样板戏”（以《红灯记》最具代表性）及文学创作上的“三突出”（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作为代表）。因而出现所谓的“八亿人民只观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小说的“一枝独秀”的反讽言论；‚毛语录成了“红宝书”，人手一册，随时挥动，毛泽东被“神化”。林彪成了“造神运动”的主将，毛泽东被冠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最高荣誉；ƒ“红卫兵”大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著名人士进行肉体迫害的“斗批改”；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下，《大字报》四处张贴，真假不分，足以置人于死地，句句插入心肺（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个被女儿“告发”的受害者）。其它被打倒的政要文人不计其数，包括邓小平在内；„“红卫兵”运动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国青少年“上山下乡，一时成为时兴；…王洪文借红卫兵之力和组织工人在上海造反，而后全国各地进行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省市政府机关的运作；†最具讽刺性的是对“文革”大力推动的林彪在1971年飞机失事后，转而成为“文革”的反面教材，在1973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本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用意是要“洗涤人类灵魂，把人民变成无产阶级者。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要么是站在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中间路线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希望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同“圣城”（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但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是违反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印成同一个模式和同一个思想。

“文革”在1976年因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的“一网成擒”而落幕。虽在1980年被邓小平拨乱反正，否定“文革”，但由于涉及中共的建国历史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仍不易说得清楚，因此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法认同新一代的异议者借“文革”针对时政大作文章，企图动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基。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不对“文革”全面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