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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7.06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

今年刚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1966-2006),回顾这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当可温故知新。“文革”的远因要推前到1958年的“大跃进”,用以回应1956年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出现的反共思想;同时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整肃的延续(丁玲和艾青等著名作家被当成右派下放)。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把较早前(1953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公社”结合成“三面红旗”。

这“三面红旗”的特征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防止出现苏联在克鲁晓夫领导下的修正主义使红色江山变色,因而有康生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传遍全中国。循着这一大方针,文艺路线也出现“两结合”的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

虽然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失误,但被扳倒了;虽然在1960到1962年出现三年灾害,造成生命损失,但刘少奇并没有占上风。为了制止各类的言论及防止“三面红旗”落地,获得毛泽东信任而已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1964年推出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民天天读,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林彪说了只要运用毛语录,天下难事肯定迎刃而解。

就这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点,也就有利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底)的发表,终于为“文化大革命”掀开序幕。于是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撤消1964年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另立以江青及陈伯达等人组成的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毛泽东负责。《五一六通知》(即5月16日拍板的)也就成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反击《二月提纲》的“没有立,不可能有破”。根据这一新观点,对以后的“大批判”和“大破坏”行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思潮滚动下席卷全国并幅射海外,它具有下列的特征﹕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推出“京剧革命”的“样板戏”(以《红灯记》最具代表性)及文学创作上的“三突出”(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作为代表)。因而出现所谓的“八亿人民只观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小说的“一枝独秀”的反讽言论;‚毛语录成了“红宝书”,人手一册,随时挥动,毛泽东被“神化”。林彪成了“造神运动”的主将,毛泽东被冠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最高荣誉;ƒ“红卫兵”大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著名人士进行肉体迫害的“斗批改”;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下,《大字报》四处张贴,真假不分,足以置人于死地,句句插入心肺(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个被女儿“告发”的受害者)。其它被打倒的政要文人不计其数,包括邓小平在内;„“红卫兵”运动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国青少年“上山下乡,一时成为时兴;…王洪文借红卫兵之力和组织工人在上海造反,而后全国各地进行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省市政府机关的运作;†最具讽刺性的是对“文革”大力推动的林彪在1971年飞机失事后,转而成为“文革”的反面教材,在1973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本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用意是要“洗涤人类灵魂,把人民变成无产阶级者。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要么是站在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中间路线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希望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同“圣城”(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但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是违反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印成同一个模式和同一个思想。

“文革”在1976年因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的“一网成擒”而落幕。虽在1980年被邓小平拨乱反正,否定“文革”,但由于涉及中共的建国历史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仍不易说得清楚,因此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法认同新一代的异议者借“文革”针对时政大作文章,企图动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基。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不对“文革”全面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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