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物馆的历史意义

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终于在昨日举行隆重的开幕盛典，来自全马各地的客家公会代表约五百人齐集一堂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它向世人展示客家人身先士卒对马来西亚早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天换地也是客家人写下第一页。巧合的是，这两者之间都不约而同的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但是通过什么形式和展示什么内容才能体现客家人的风华？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文物馆有别于图片展览，也不尽然是博物馆，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要具有历史价值的永久性的图像与文物的再现，能让人走进历史的走廊后又从容不迫地跨进现代。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每一个参观者在观赏之后，留下惊叹与无限回味的记忆。是客家人，会倍感骄傲；不会讲客话的客家人，也会增加对客家的认同感；不是客家人，也会感同身受；对于其它种族而言，则可以通过史实来证明华族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这座设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的文物馆，空间是有限的，但我们要表达的是无限的时空，更要把历史往前推，然后往后看，经过多次的研究和推敲，我们找到了一个主轴，那就是从“太平天国”演绎客家人的历史。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几乎全由客家人统领，而以天王洪秀全为首。这场历时17年的抗争（1851-1868）曾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虽然最后失败了，但60年之后，另一位客家后裔孙中山继承洪秀全的革命火种，在1911年烧掉了满清王朝。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客家人是近代中国史的奠基人。

“太平天国”也衍生了一批南渡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他们凭着个人胆识和冒险精神创造了奇迹。例如叶亚来（1837-1885），在“太平天国”起事后于1854年来到马来亚，在1868年出任吉隆坡甲必丹，而在1870年建设吉隆坡。又如锡矿家郑景贵（1821-1898），其子郑大平（1876-1935）及其女婿胡子春（1859-1921），再加上一个姚德胜（1859-1915）发展了怡保和太平。

还有更为传奇的是，五位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喜云），从1893年到1911年先后出任清朝驻槟城领事，情牵马中两地，既“做官”又经商，建设了槟城，也推动文教事业。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张弼士在1904年首创新式教育的中华学校，从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当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后，出任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的也是客家人，他就是戴欣然的公子戴淑原，一直担任到1930年。接着在1939年戴淑原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共同创办槟州客属公会，且出任首届会长。

“太平天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引发了客家学的研究。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是客家人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当然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此期间的广东西部，又发生持续12年的客家人与广东人的冲突与斗争？因而有了1851年到1933年间有关客家问题的四场风波的发生。主要是肇因于客家人认为他们受到蔑视和排斥。

为了正本清源，客家权威罗香林在1933年及1950年先后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及《客家源流考》一锤敲定客家人来自中原，因而有五次大迁移之说，用以证明客家人是有文化和有教养的迁民，不是南蛮，更非落后与未开化的民系。虽然迁移分期有些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客家人到处为家，又到处落地生根，终于“反客为主”而能汇成中华民族的一支优秀民系。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也为客家人“平反”和正名。

带着这样的“客家精神”，落户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秉持先民的风骨，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马来西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形成一支拥有125万人口（占华裔总人口的20%）的大民系，与所有华人和各民族一道，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基此客家文物馆的设立具有其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