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报告与一个宏愿

从今年4月到9月的短短半年内，我国政府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报告书。其一是4月份发表的《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2006-2010）；其二是8月份发表的《第三工业大蓝图》（2006-2020）及其三是9月份刚公布的明年度（2007）财政预算案。除了预算案是每年公布一次外，另两份报告书则属于中期及长期性政策性文件，但三份文件也只有一个目标，即朝向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

所谓先进国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国民收入年均达到一万美元的标准，而在2005年的数字则是人均收入已达到4930美元，尚未及5千美元。换句话说，我国必须在15年内把国民收入提升至年均一万美元。撇开其它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因素，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许可以挤入这个水平，但人均的收入提高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达到或超越这个水平，而是以整体所得来得出有关的数目字。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在第9大马计划中准备把贫富的距离拉近。因此从宏观上来说，政府的努力，至少从计划书公布的愿景来说，是正面的，也是国人期许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经济上来克服缺陷和弥补不足之处，我们是否能顺利达到彼岸？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首先我们不置疑以马来西亚现有的丰富资源和工业发展的走势来评估，我们是有能力也有希望在未来15年内改变国家的经济面貌和调整经济结构来符合先进国的基本要求，但在经济之外的重要因素，例如政治、社会与人心的归向则是铸造国家整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要有一方出了问题或阻力，乃至产生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就会把我们的宏愿卡在某一个阶段而不能如期勇往直前。

这就是说，我们在推进经济议程的同时，必须要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确保经济的改革见效。

自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我国的政治在民主机制的维持下，确然出现了政局稳定的环境，间中虽有出现被认为是“打压”现象，但整体而言，大局还是相对安定，也就有诸多外资涌入，与国人共创新局面，进而扩大经济蛋糕，各取所需。这在1981年马哈迪当政后，在其经济扩张政策下，有了一系列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1981-2003），也改变了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最明显的莫过于行政回教化及强化了种族性政党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至于经济的扩张也使到它有应变的能力。例如在1997年面临金融风暴冲击及安华事件的挑战时，国人在感到阵痛之余，仍然从容应付打击。当然也不忘争取公平合理的施政方针的落实。

在2003年接棒的阿都拉，基本上是萧规曹随马哈迪所定下的宏图大计，也就是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出现了殊途同归的争议。由今年引爆的马哈迪与阿都拉的争议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施政和策略。

在争论之下，自然影响政治的稳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进而有人借藉所谓“民主”的平台，大放怪论，乃至有意无意间伤害另一个族群的情感。这对首相阿都拉要塑造一个安定与和平的社会的努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持平而言，阿都拉发表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大体上是沿袭过去的传统而在今年突出表现在政府的“宽宏大量”。虽然有强调回教经济体系的发展，但也没有伤害各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有人认为这是大选前兆的征象，我则认为这不是为大选而制定的预算案，而是要回应马哈迪的“责难”，发布了全民可资接受的预算案。

不过，阿都拉力图在展示他的强势领导之时，却有必要关注和制止巫统党内针对华人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歪论和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论种族政治的存在是否是继承马哈迪留下的传统与定位，阿都拉以首相的权威是可以改变和阻止伤害族群的言论继续发酵。也唯有使政局平静，人心归向，才能彰显三大计划报告书落实可期。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归根结底系于政治的稳定，言论的谨慎和施政方略的公平与合理，再也不能放任某些人“无的放矢”而影响全局，否则我们会事倍功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