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战前战后的郁达夫、胡愈之及金枝芒

9月2日，韩江学院中文系及华人文化馆迎来了八位学者：许通元、林春美、许文荣、王修捷、张光达、陈志鸿、庄华兴及张惠思为当地爱好文学者举办一场文学研讨会，我在当天以《文学与政治》为题，作了开幕致词。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庄华兴提呈的论文引发的。他以金枝芒的小说探讨马华左翼文学作者走过的道路，间中带出金枝芒这位文学家“战斗的一生”。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一位文学批评工作者提及金枝芒在战前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一位是文史学家方修形容金枝芒在抗日时期的作品偏向于当地的救亡运动，而成为一位代表性人物。

第二位是日本学者不二原夫（fujio hara）向我说（2003年），在马华作家群中，金枝芒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庄华兴则是第三位针对金枝芒的创作切入他的经历和写作技巧。就我所知，金枝芒是在战前和战后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华左翼作家。他的生平更是充满神奇色彩。根据庄华兴的研究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金枝芒是一位不弃笔从戎的战士。他在191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县，早年在中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曾受过师范教育，喜欢舞文弄墨。1936年，与师范女生周文琴结婚，生下儿子承赞后，就交托岳母扶养。且在同年应聘偕夫人来到霹雳督亚冷的同汉华文小学执教（这个地区是马共当时的据点之一），并开始向报章投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日进入全面的战争，刺激了金枝芒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大力唤醒全民抗日，因而介入了马共领导的文化界的公开活动。初期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汉奸的嘴脸。到了1938年后，开始以本地题材描述工人的苦难生活。如《八九百个》、《弗琅工》及《采锡矿工人》等等。显示其笔调已告转型，侧重当地的题材进行创作。

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他参加了马共地下组织“抗日同盟会”。1943年在农民群众中生活时，他加入马共。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枝芒投身左派报章服务，包括《战友报》及《民声报》。

1948年，他挑起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战，对手是中国南来的知名作家胡愈之（胡是斯诺《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译者之一）。他主要是不满胡号召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并指胡搞“侨民文艺”，因而反对“手执报纸，眼望天外”的创作态度，要求停止把“马华文艺”变成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提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这场意义深远的笔战揭示了金枝芒要马华作者写本地题材，不要再鼓励年青人回中国了，也不要再搞“侨民文艺”了。而胡愈之也不甘示弱，为文反驳，最后是夏衍和铁戈打圆场，不了了之。我们同意黄锦树所说的这不是一场文学论战，而是包含复杂性的因素在内。

其实，两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以“革命文学”作为主轴，但由于胡是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而金是马共的代言人，也就涉及不同场域和不同要求的论争。前者号召华青回国服务，后者主张华青留下来参加解放斗争。

1948年中实施紧急法令后，金就转入地下参加游击队抗英斗争，而胡愈之也就回中国接受新任务。
在这里，我以庄华兴的论文所提及的事件和我的资料再牵出战前和战后的著名文人的心路历程。

1. 金枝芒（1912-1988）是在1936年南来，及后参加马共活动，把全副精力用在本土的斗争。一直到1961年才秘密地随陈平离开马泰边境，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他便留在中国搞马共的活动，未再回到马来西亚。1988年逝世于北京。从1948年到1960年，他在马泰边境生活中未停过笔，也有创作不断发表。即使人到中国后，也有政治性的创作发表在马共电台。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其它著名的笔名有乳婴、殷枝阳、周容、老陆等，在马共使用周力为名。

2.郁达夫（1896-1945）是于1938年应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版主编，翌年又成为《星槟日报》文艺版主编。虽然比金迟两年来马新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是第一位南来的著名中国作家与马共一枝笔的黄耶鲁进行笔战。

事缘郁达夫在1939年在槟城发表了有关文艺的问题时被认为“得罪了”本地文艺工作者，因而引起耶鲁（当时在《光华日报》担任翻译工作）为文反驳，指郁对鲁迅不敬，并且要本地青年多读书，整天关起门来写，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这场论战后，郁达夫更是谨慎其言，也说了一些好话来消除“误解”。此时他也了解到马新的文化人不是不开化的，水平也不遑多让。

耶鲁在后来即是成为新加坡名人的黄望青，也已在数年前逝世。

在抗日的年代，郁达夫的创作偏向政论，时评和文学批评。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文学创作，如小说似乎留白。但经统计，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过了400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等文章，诗歌有50多首（夏衍语）。对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文化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不能说他没有创作，只因时局所需才转笔调。

1942年，郁达夫逃亡苏岛避难，不幸在1945年被日军杀害，客死异乡。综观其一生可以用其诗来概括，早年的他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931），而晚年的他是“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3.胡愈之（1896-1986），早年在中国文化界活动，30年代是“左联”重要成员。1937年除合译出版《西行漫记》外，也出版了《鲁迅全集》。（1945）虽然他公开的身份是民盟领导人，但他在1933年已秘密加入中共。

1940年，经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应聘来到《南洋商报》，出任主编。由于他有使命在身，言行十分谨慎，不似郁达夫浪漫情怀，一时口没遮拦，招致笔战。

这就是说，胡愈之较金枝芒迟四年南来。

《南洋商报》的编务在他主持下，大有进展，成为抗日的一份出色的华文日报，一年之内报份激增。不幸日本南侵，他们被迫与郁达夫等人逃离苏岛。陈嘉庚也在其中。

胡愈之在马新期间（南侵前）的两大贡献是：支持陈嘉庚“南侨总会”的抗日，为文力挺陈嘉庚；‚拉拢郁达夫成为抗日的文化先锋，担任《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团长，而胡自任副团长。

虽然胡愈之坦承他与郁达夫在政见上有不同，但郁的爱国情操和抗日决心是令他敬仰的。他们的友情也就在抗战的年代建立起来。从他写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来看，流露了真情，是一篇精彩的散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再回到新加坡，遗憾的是郁达夫已遇害，再也回不来了，可谓天妒英才。翌年，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报，正是战后的胡愈之爱国心切，号召青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也像郁达夫一样，面对了一场持续半年的战笔。对方同样是马共一枝笔金枝芒（他取代耶鲁的地位，成为马共一枝笔。耶鲁在抗日时于1943年被捕，较后已脱离马共组织）。这场战笔可以演绎为“中共与马共在文艺上的交锋”。

巧合的是，1948年是两人生涯的转折点，一个走入地下，一个回中国参加建国。而胡愈之留下的《南侨日报》则交给其挚友洪丝丝主持。1950年《南侨日报》被英军查封，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也回中国了。

与此同时，胡愈之也影响陈嘉庚决心回中国定居。

从三位文人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他们的共同与同点，又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不尽相同的。

除了英年早逝的郁达夫（49岁）或未能接触（因逃难）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著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左翼文艺理论拍板）外，胡愈之与金枝芒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鼓吹者，这判定了他们的文学路线是与政治路线同步进行的，换句话说，政治主导了文学，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才使文艺从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不论是金枝芒，胡愈之和郁达夫及其它同路人，我们都看到政治干预了文学。

到了1980年后，中国在邓小平的主政下，宣布政治不再干预文学，而马华文学也与政治脱钩了。
虽然我们认同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但反过来，文人在今天，可以通过他们的一枝笔，用文学影响及反映政治，乃至在必要时“干预”政治，如同政论批评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以使政治变得健康和更能关怀人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