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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0.12.06

对“分而治之”重新诠绎

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一个看法,否定英国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相反的英国曾努力促进各种族溶入马来亚的政制,但功败垂成。

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邱教授的分析。因为如果我们从英国人介入马来亚的那一天开始(1786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民和引进大量的外来移民开垦这块处女地,以为英国统治集团谋取财富和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在首100年间,英国几乎集中力量经营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来三州并成“海峡殖民地”。只有在100年后英国才在不同的阶段介入联邦内陆政治,并在1914年完成对整个马新的统治。由此看来马来亚的特殊情况(内陆各州有各自的小王国)并没有使到英国有权力全面对族群进行分化。

不过,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灌输的思想是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致不同的种族被分划开来生活,甚至产生矛盾与冲突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幕后鼓动的。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这种归咎于英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人物,总是喜欢把马来亚族群的分划的责任推给英国人,以顺应反殖民情绪和思潮。

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看待历史,族群的分化是自然的倾向,不具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政治阴谋所造成的。邱家金所提的印度族群的自我分化的例子,在华人社会更加明显。因为早期南来的华人都自然而然的自我归类,以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守望相助。如今存在的许多乡团和宗亲组织证明早期的华人是通过这类组织被保护和寻求发展的空间。这与所谓对殖民地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指控是扯不上关系的。

恰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人急切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政制则是希望以平等的地位拉拢马来亚各民族生活在一道。可惜的是英国的政治议程(反共为主因,非种族政策)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得不到左派的支持,被认为不符合追求独立自主的政治议程(指控英国仍维持殖民统治。只赋予政制形式上的改变,是换汤不换药的殖民主义统治)这种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对峙导致马来人的大团结。在1946年组成了巫统,坚决反对“马来联邦”,反对削弱苏丹地位和不保留马来人特权。

这样一来,形势急转直下,英国人考虑到的是反共是大业,一寸也不让步;特别是眼见亚洲大地有赤化的危险(中共在战后势力不断膨胀)也就改弦易辙转向与巫统商谈权力的过渡。这种对左翼势力的排斥显示了英国主要担心中共势力坐大而壮大马新左翼势力。巧合的是这股势力也以华人为主,华人也就成为政治地位被忽略的一方。

换句话说,英国人对付左翼乃至共党的政治战略在国际局势影响下,变成有种族性的导向。也许不是它的原意,但它的防共和反共政策铸成了今日的政治格局。

本栏上周日“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一文中第六段提及“1978年人民进步党加入联合政府”实应“1972年”之误,谨此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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