峇峇精英与华文教育

峇峇是指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好几代已在本土扎根，受的是英文教育。因此他们是最早洋化的一群，但他们无法改变的是：他们身上流着华人血液，即使不会母语母文，也被归类为华人一族。尽管有的人“数典忘祖”，把自己当成归化的洋人，但绝大部分的“峇峇”仍然把自己归为华人。这种情况在海峡殖民地尤其明显。比如早期成立的“海峡华人公会”就表明他们不是“新客”或迁民，而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新华人”

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背景并受到英国殖民地的栽培，得以身为公务员或参与政治活动。不论是在战前战后，总是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并与英国殖民地官员关系密切。

虽然如此，我们也看到少数学贯中西的峇峇介入华文教育的工作，如林文庆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后来也协助创立中正中学等等。更有一些峇峇参与政府工作，成为少数的华人精英。他们在不同的年代也参与组织政党。如陈祯禄、林建材、林苍佑等。其中以陈祯禄和林苍佑最为显著的参加华教工作，且与林连玉结下不解的渊源。

说来也许令人费解，为什么不懂华文的人会与林连玉一起搞华教运动。究其因不外是因为他们领导政党活动，不得不与华教人士打交道。

说起华文教育的萌芽和兴起已是百多两百年的事。特别是英国占有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1826年）大量地引进中国移民，也就使到华文教育在本土扎根。由于华文教育的发展迅速和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尤其是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南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1919年）的推波助澜），促使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文化的传播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如1920年实施印刷法令及学校登记政策）。

当1930年马共成立及左翼政治势力抬头后，英殖民政府的限制和压制政策更为明显。因为他们认为受华文教育的人较容易受到左派的影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的反抗越来越大。

因此在战后，由于政党林立，华教运动被视为一股逆流，也就不被允许过于膨胀和发展。例如在1953年陈六使发起倡组“南洋大学”，就面对英殖民政府的刁难和阻挠。而身为不懂华文的陈祯禄，却以马华公会会长的身份与当时的马大校长有过电台的辩论，力挺南大的成立。

这其中有一个吊诡是：即使陈祯禄主张成立南大，但他的下一代则是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一方面为华校疾呼，另一方面则将下一代送进英校。

这种例子不限于陈祯禄，其它的峇峇精英也是萧规曹随。林苍佑在接过陈祯禄的棒子后，与林连玉走得更近，关系也特殊（他是林连玉力赞的绝少从政者）（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但他的下一代还是受英文教育的。

倒是通晓华文的梁宇皐则成为被林连玉痛责出卖华教的人。

由此来看，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把“峇峇精英”定位在华教上？陈祯禄和林苍佑在林连玉的眼中就是华教的友人。他们倒成为不懂华文，但却热爱华教的人。这种情形在战后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例如后来参政的林良实，林敬益也都是纯粹的英文教育者，即使是反对党人，如陈志勤、林建寿、吴福源、林吉祥等人，同样是英校精英。这说明了“峇峇一族”或英文教育者比较容易登上政治舞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他们这些人在参政后无一例外地都因为政治的关系而与华教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同时为了要搞政治（或取得政治资本），他们又不得不从中学习华语华文。在这些人当中，华文学习得最快和最好的也许是林吉祥。

理由无他，而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然这也印证了华文教育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大课题。我们从林连玉的斗争中看到他无时无刻地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不论他们是否谙华文，只要有华教心，华人心，都成为林连玉争取的对象。至于他们的下一代是否是受华文教育者已不重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力），重要的是从政的华人如果没有华教情，也就会被视为非同路人，不能被视为华人领袖。

当这个格局逐渐形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英校生在参政后，不得不苦学华文华语，以免与华社脱节。久而久之，华语华文的学习成为非华校生参政的入门第一课。

在今天来说，形势又是一大变，华校生在通晓三种语文后占了一定的优势而登上领导位置。这独立前和独立初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华教问题也不因为这一改变而得到解决。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未解决前，又来了新的问题，如同雪球越滚越大。

这就是说，当今的华人政党领袖在通晓华文华语后，只解决了与华社的沟通问题，还是没有办法一揽子解决华教的困境。

华教争议的问题包括教学语的改变，学校的搬迁和修建及华校的不均衡发展，成为华社的焦点之一，这些大问题形成一个大包袱压在华基政党领袖的身上。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不比前人少，而且有的更为棘手。在朝政党强调的是“协商”，在野政党揶揄是“软弱”。结果是驳来驳去，也仍然把问题悬挂在半空中。

如果说早期的“峇峇精英”不懂华语华文，解决问题有其沟通上的问题，那么新一代的“峇峇精英”（土生土长）懂得了华语华文又解决了多少问题？这症结又在哪里呢？

说白了就是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思维和观点，而华基政党领袖则成为“夹心人”，有心无力。这就是今日华社的写照和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