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洋商报》摘要刊载李明的点点滴滴，终于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李明。及后我又再阅读郑昭贤著的《李明口述历史》，再加以比较陈平眼中的李明（见《我方的历史》）及一本《马共秘闻》中的李明案，终于了解一个较为清楚的轮廓，但还是有几个迷点是未能打开的，大概谁也不愿意戳破其中的“奥秘”。无论如何，有了这三本书，我们得以把“李明案”的真相重新整理而让读者了解李明这个人为什么会成为马共“天子第一号”的女强人？
根据李明的口述历史，她不是李明，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化名，究竟是谁给她按上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交待清楚。可是李明这个名字，也从此按在“李明”身上，成为历史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她的真实姓名，让历史给遗忘了。“李明”本身也乐得用此名字，把她的历史昭告世人。
在这方面，倒要赞扬郑昭贤把这位马共奇女子的历史抖了出来，厘清一些历史谬误的疑点，也间接地纠正陈平引用的资料不足之处。
李明在口述历史时说，我从来没有用过“李明”这个名字，即使后来我被驱逐回到中国，我也没有用“李明”这个名（她用的是刘真）。我原来的真实姓名是“刘凤珍”。当时我在怡保区党组织内是用“凤珍”这个组织名。
“我的真实身份是霹雳州马共“州委凤珍”，党内同级的同志都称我“凤珍”（1948-1952）。
“我始终不承认我是李明，这也是有原因的。其实我真的不叫李明。我平时活动，没有用过这个名。我用过很多名字，凡是女人的名字，我都会拿来用，什么“阿兰”，“阿芬”啦，我都用过，我只有用过“阿明”这个名，但也是很少用。
“所以他们抓到我时，不知道我是谁，便问我叫什么名，我说叫“李天娣”，因为我的身份证是李天娣这个名，其实，我并不是李天娣，李天娣是另一个人。这个身份证是没收身份证行动时拿到的。后来他们拿我没办法，就当我是李天娣。而我的真名是刘凤珍。（按在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英军事政府实行身份证制度，马共抗命，认为这是为对付马共而设的，因此也采取没收身份证措施，反对人民拥有或领取身份证。这在后来被马共干部本身承认是“左倾盲目政策”，反而自我设陷妨碍了马共的“自由走动”和民运人士的援助和运粮）。
有关李明的名字（在1952年被捕后提控法庭），在韩山元/李永乐著《马共秘闻》的“李明案”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李明一开头就矢口否认她是李明。但她承认自己拥有两张居民证，一张署名李天娣，这张居民证一度遗失了，她去申请一张新的，署名改为黄玉英，拿到新的居民证后，旧的那张找到了，所以她一人拥有两张居民证。”
“投诫的人都指我是李明，但我却不认识李明，或许他们认识李明，而在1948年前也认识我，但我并不认识他们。”控方呈上一些有李明在内的照片，但李明矢口否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她。
针对这一点，在霹雳前总警长袁悦凌的回忆录《Operation Ginger》中有一张照片是全副武装持枪的女马共（照片不是很清晰）的说明写道﹕李明在紧急状态时期是领导市区和民运的马共，也领导特别流动队进行暗杀行动。在1952年被捕，后遣返中国。
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说﹕“控方指她被捕前两个月，携带一把勃朗宁自由手枪（警方应该是根据这张照片做出指控）。李明在被告栏内坚决否认她是那些照片中的那名女人。她坚持说她不是马共高级干部“李明”，而是身份证上的李天娣。”
“她仍然坚持说，她是被9名前共产党游击队员陷害，她喜欢称他们为“死投降鬼”。”
“我不知道李明是否如所指控犯有携带手榴弹的罪名，不过，我的确知道，李天娣肯定是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李明”。
至此我们可以厘清的是﹕李明在被捕后为何死不承认她是李明，甚至不曾进过森林，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她的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召她必须否认一切，以在法庭上抗争。
不过，她的口述历史却揭开真相，她是马共的骨干，从来不曾背叛过党。至于她到今天为什么否认她是李明，难道还有第二个李明吗？这也许是心中最大的隐密。
但承认也好，否认也好，李明确是有过可歌可泣的一页，历史也许只会承认，她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李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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