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浮沉四十载

民主行动党（DAP）是在1966年3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虽然它是在1965年10月10日向社团注册官提出申请。

为什么会有民主行动党？它又是何人所创办的？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朔本追源寻根。原来它是衍生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不论从党名或党徽（人民行动党是圆圈中有个闪电；民主行动党是圆圈中有支火箭）来看，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父子关系。

先说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它的重要的创党人是李光耀，从那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他都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秘书长）。它所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在早期是与左派运动连在一起的，因而在1959年在新加坡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李光耀成为这个自治邦的首任总理。所谓自治邦是指尚未获得独立，大权仍在英国殖民地手里。

原本新加坡是和马来亚两位一体的。但在1948年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后，新加坡被分割开来。虽然如此，早期的李光耀和左派运动认定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份。因此从不放弃寻求马新的合并，或马新成为一体。当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新加坡仍是英殖民控制的自治邦）在新加坡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李光耀因势利导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他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不仅是生存的途径，而且也因此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结果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闹翻，前者坚持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者坚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也提出不同的合并概念，于是人民行动党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另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两派的激烈斗争以李光耀占上风。

当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它已转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但新加坡仍保有劳工教育自主权，李光耀则是这个州的总理（不称首席部长，显示新加坡的地位比较特殊）。

1964年李光耀率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亜（确切地说是马来亚）的国会大选，推出9名国会候选人投石问路。这一下子，李光耀在马来亚的政坛（尤其是城市华人社会）掀起巨浪，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指群众大会）。这就是行动党插足马来亚政坛的第一支旗。它不仅与马华公会针锋相对，也与马来亚的社阵势不两立，它企图建立第三势力，最终能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直接与巫统合作。

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震撼整个政坛。选举结果，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在孟沙区胜出的蒂凡那，但马来西亚的政治仍然暗流汹涌，并导致李光耀与东姑的政见相左而关系恶化。最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65年8月9日）。

当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一下子成为外国的政党，因此已不能再用这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身为行动党唯一的国会议员蒂凡那只好另起炉灶，率领行动党党员另外注册新的政党，但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致这个党的筹委会主席曾敏兴在1965年12月参加森美兰拉坑州议席补选时，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角逐（标志梅花），结果胜出。

这意味着，当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时它只拥有一国一州的议席，尚不能形成大气候。但它背后的影子（人民行动党）及继承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却成为两个支柱强化了民主行动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资本”。凭着这一耦断丝连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民主行动党。我们称之为蒂凡那时代。

蒂凡那开创新局面
蒂凡那（C.V.Devan Nair）（1923-2005）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一位悲剧人物。

出生于马六甲的蒂凡那，在10岁那年，全家搬到新加坡。1940年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中学毕业。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蒂凡那的英文造诣之高是公认的。这可从他在国会的演词及他所发表的文告和文章中窥见。

约在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前后，蒂凡那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李光耀这样说﹕“抗英同盟跟马共的关系就好像是义勇军与正规军的关系一样。我认识了蒂凡那，一位我所认识的最坚决的抗英同盟的盟员。”（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1961年）

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时，蒂凡那是其中一名发起人。

不过，李光耀对蒂凡那还是不放心的。当1955年新加坡举行自治的选举时，行动党共派5名候选人角逐，其中包括李光耀、林清祥及蒂凡那。但后来只蒂凡那失败，其余4人（包括1人用独立人士参选）都中选。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不是我的选择，是对亲共份子的让步）。”“蒂凡那输了，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1956年，新加坡陷入动乱（学联和工运群起反对政府），林有福（时任首席部长）下令逮捕219人，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监狱内，共有8名行动党的左翼份子成为李光耀造访的目标，因他是他们的律师。这些人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陈从今（曾一度短暂任行动党主席）、陈世仁及曾超卓。
在这期间，李光耀说﹕“经过了长期跟马共相处，蒂凡那自己得出了结论，就是马共领导不足以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就这样当蒂凡那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胜上台执政，释放8个著名左翼领袖）离开监狱后，他就加入李光耀的斗争，而疏远了林清祥。在1961年时，李光耀说﹕“蒂凡那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由于蒂凡那支持李光耀，他在1963年才又回到人民行动党当中委。在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蒂凡那已成为李光耀身边的人，因而在1964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会大选时，行动党派了一支队伍，由蒂凡那打头阵，共9人角逐国会，其理由是要证明行动党比马华公会或社阵来得更好。这种左右开弓的战略也因为李光耀亲自到各地主持群众大会而刮起一阵旋风。它留下的影响也导致行动党与巫统关系紧张，最后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作一了结，剩下蒂凡那在马来西亚孤军作战。他也就成了新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首任秘书长。党主席是曾敏兴，其它重要的成员有吴福源、林吉祥、陈国杰等人。很快的这个党挟着曾敏兴在补选的胜利，在各大城市成立支部。

1967年7月25日，蒂凡那令人意料之外地宣布辞卸党秘书长职，而党也选了副秘书长代其职务。不过蒂凡那继续担任国会议员，但已表明不会再参加来届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他在辞职信中这样说：“我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密切个人友谊联系已经成为及将会被联盟政治人物利用来混淆一些马来西亚人，使他们相信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受新加坡控制的政党。”

蒂凡那此举是要表明 “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而他的担任高职，总是让人将两者连串在一起。多少会使人民行动党有些“尴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的：“1969年，蒂凡那在我的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

在蒂凡那转换身份之后，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必须要离开新加坡这棵大树而自力更生了。虽然他在马来西亚从政的历史并不长，而且经常在国会内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争议进行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催生了民主行动党，也曾经一度作为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桥梁。他对民主行动党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以悲剧收场。事缘在1981年李光耀通过国会把他送上总统宝座。虽然无实权，但这是他个人从政以来的最高荣誉。对民主行动党来说，也是精神上的荣誉，因为它的创党人蒂凡那当上了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

可是到了1985年，李光耀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在专家诊断后，劝他辞职。（见李光耀回忆录）。

离职后的蒂凡那后来（1987年）在《远东经济评论》撰文否认他是一个酗酒者。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
1999年，蒂凡那在加拿大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又再指医生对他诊断错误，也对李光耀有所指责，于是又是一场官司。

他们俩人的恩怨也因蒂凡那于2005年逝世而划上句号。（蒂凡那于1995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不忘赞扬蒂凡那对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二) 吴福源昙花一现
吴福源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党获得注册后，就成为蒂凡那的得力助手，出任党副秘书长。当蒂凡那的辞职于1967年7月29日被中委会接纳后，吴福源受委为代秘书长，并于1968年3月17日被党大会选为党秘书长。因此他是民主行动党的第二任秘书长。

在其掌权期间，行动党也在同日发表党的《出师表》，即《文良港宣言》，它基本上延续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精神，而反对一个种族支配权。循着这一路线，吴福源带领民主行动党参加了1969年的大选。由于是行动党初试啼声，加上在这之前的补选中，出现反对党各自上阵分散选票而败阵的教训，行动党与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在议席分配上取得合作，形势变成反对党单挑联盟。
这一年的大选出现反风，反对党也就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例如民主行动党角逐24个国席，赢了13个；角逐57个州议席，则赢了31席，可谓“旗开得胜”。无形中提高了吴福源在党内的声望。

正当吴福源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陷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实行半军管 。换句话说，所有的中选议员暂不能宣誓就职，只能够在1970年2月国会重开后，才又恢复民主体制。

在这期间内，吴福源犯了两个被民主行动党认为“不可宽恕”的错误。

其一，在“513”事件发生后（1969年5月13日），林吉祥不理会将面对被逮捕的命运，在69年5月18日由新转机抵达吉隆坡机场时被捕。

同年的6月25日，行动党派吴福源前往伦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争取释放林吉祥。前前后后他在外国逗留二个月之久。当吴福源准备取道新加坡返马之前，他被告知，如果他回来履行秘书长职务的话，他将会被逮捕。因为有林吉祥被捕于前，吴福源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拒绝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个时候，民主行动党的数位领袖专程到新加坡劝吴福源回大马，以下是摘自民主行动党的一项记录（见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

“令我们极度震惊和遗憾的是，吴福源表示他害怕回到大马任秘书长一职的话，必定会被当局扣留，他不准备身陷囹圄。”

“吴福源满眶热泪地说，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一个英勇斗士”，“我们告诉他一旦辞去秘书长职，他将很难重返行动党任秘书长，因为人民会对他失去信心。他竟答称，过一些时候，他们将会淡忘一切。”

同年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提出辞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另选林吉祥为新秘书长。

后来，出狱后的林吉祥要求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但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党未予接受。最后是同意让吴福源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此时的吴福源已大权旁落。

其二，是约在1971年期间，吴福源被发现与马华公会暗中密谈，事件后来被揭开是这样的：1971年3月的时候（马华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马华的领袖私下与吴福源接头，商谈两党如何团结事宜。马华公会的立场是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认为行动党加入联盟或政府，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紶达成协议。但此密谈在7月的时候曝光，双方再也无法掩盖，于是有了一场口水战。介入这场笔战的，马华公会计有陈修信，甘文华（时任马华总秘书），李三春及李裕隆；行动党方面林吉祥、曾敏兴、吴福源及何文翰。

甘文华有针对此事件发表下列的声明：

陈修信曾向林吉祥表明，应解散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公会，同时要公开发表宣言，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但有关的建议必须取得联盟领袖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批准。

甘文华又说，陈修信当时是答复吴福源提出的三个条件：j一名内定行动党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k必要保证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部长及l必须保证两名至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副部长。

林吉祥驳斥这一说法，他说会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要行动党解散而争取在马华担任要职和出任部长，不是吴福源所提出的。他补充说，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看得出，解散民主行动党参加马华的思想是多么地可笑荒谬的。行动党绝不会解散参加马华或任何种族的政党。（见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

这一场论战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却在后来导致行动党国会议员何文翰跳槽马华，且在之后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对行动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吴福源的行动，也被认为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议上，决定开除吴福源党籍，罪名是公开与党的既定政策对抗，又暗中和马华领袖密谈。

行动党的文件记录中这样说：“吴福源在当时至少三次和马华私下会谈，但是直到今天，党还不知道吴福源和马华领袖在这三次的密谈中所发生的事，事后马华领袖述说的会谈经过，竟和吴福源所说的有所冲突。吴福源竟不能解释很多疑点，这不但说明未得党的同意，曾私下商讨有关党解散的事，而且可能使党牵累很多其它的事。（见《行动党15周年特刊》）。

这话说得有其依据，因为当时行动党的13名国会议员中，已有4名叛党。而在州议员中，第一个叛党的是霹雳州议员杨荣才。

当吴福源从顶峰跌下谷低时，他并不甘心从此退出政坛。因而在1972年之后加盟民政党，这段插曲说来离奇。

民政的林苍佑左边收吴福源，右边收林敬益。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批人，如果吴福源当年是一批人过档民政，而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的话，可能今日的民政党是吴福源居有利地位而不是林敬益。可惜吴福源在1974年在民政旗下参加大选，回孟沙原区，以千余票失手，徒呼无奈，从此退出政坛，做他的绘测师去了。反之林敬益则脱颖而出，崛起成为民政的老二。
政治的微妙，真叫人摸不透。但如果按照行动党对吴福源的批判是无误的话，则吴福源的失败也由于他个人的优柔寡断所致。

(三) 林吉祥独领风骚
林吉祥（1941- ）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加入政治后，几乎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他的处女战是在1969年1月参加雪州的沙登州议席补选。这一仗林吉祥马失前蹄，得票5928张，联盟6535张，多数票607张。而民政党候选人得票1330张。如果反对党合作，林吉祥必然是首仗告捷。就是因为这样，行动党才认为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有了1969年反对党在选区上默契的举动。

虽然林吉祥未能旗开得胜，但他在党内迅速崛起，在担任组织秘书的同时，他也是蒂凡那的得力助手。他在1968年在《火箭报》发表的一篇论述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方向的起点。这篇文章题目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是针对劳工党为抗议旧币贬值而展开的大罢市行动，后来又发生种族冲突。因此林吉祥左右开弓，既批判劳工党未顾及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甚至准备让事件蔓延以遂目的，也批判联盟政府采取种族政策，未正本清源问题的症结。

继之，使林吉祥名声大噪的是一场“文化大辩论”。此事件发生在1968年11月24日。事因民政党全国中委赛纳吉博士（也即是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招达斯教授的胞弟）在同年10月26日在芙蓉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意。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来写，而马来西亚的文学必须包括印度尼西亚文学。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度尼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策。双方于是同意来一场文化大辩论。

这场辩论在吉隆坡玛拉讲堂举行。由人民进步党主席辛尼华沙甘主持，行动党的队伍是林吉祥、吴福源、尔乃斯及KS达斯；民政党是赛纳吉、陈志勤、林苍佑及J.B.彼得医生。由上午10AM一直辩论到下午4.30PM。

在舆论上，尤其是在华印人社会，林吉祥的多元文化政策占上风。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之国家，则马来西亚文学不应只用一种语文来写作。

可以想见，当时民政党的非巫裔领袖是碍于赛纳吉的面子才出现会场陪太子读书。但他的言论也不代表民政党的立场。虽然辩论会不了了之，却因此让林吉祥扬名于华人社会。而赛纳吉过后也未积极参政，转回学术界发展。

林吉祥真正崛起是在1969年大选后，他不但中选国会议员，而且也勇于面对逮捕，毅然回国。结果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被无条件释放。在这期间，他在狱中被选为行动党第三任秘书长。释放之后声望如日中天，到处演讲又到处建立起党威。

我们现在不妨分阶段和以事件来剖释林吉祥的政治历程。因为他是在任最久的秘书长，也是具争议性的一位全职政治工作者。在官职方面（指担任议员），林吉祥担任过下列选区的国会议员：
1969-1978—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78-1982—八打灵国会议员
1982-1986—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86-1999—丹绒区国会议员
1999年转移至升旗山选区，以百余票饮恨，输给民政的谢宽泰，首次失国会议员资格。
2004年—怡保东区国会议员。林吉祥东山再起，重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此看来，只在1999到2004年林吉祥无官职外，他一直是不同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也曾担任下列选区的州议员：
1974-1982—马六甲姑务区州议员；
1982转移州选区，败给马华公会的颜文龙；
1986-1990—槟城甘榜哥南州议员，
1990-1995—槟城巴当哥打州议员。
1990年这一仗是林吉祥背水一战，直接对垒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结果以700多票胜出，但未能执政槟州，共夺得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许子根在这一年荣任槟州首席部长。
1995年和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也参加州选，先是对垒许子根，后是对垒丁福南，都告锻羽而归。因此他未参加2004年的州选。换句话说，林吉祥在州选并不是事事顺心，而是一波三折，他的首席部长的美梦也在1995年选举中破碎。

在党职方面，林吉祥从1969年起一直担任党秘书长直到1999年，长达30年，是在位最久的秘书长（当然他无法打破李光耀的记录，李光耀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直到1990年卸职，共36年。）

他在1999年后转任党主席，秘书长由郭金福接任。但持平而论，郭金福在才智和组织上没有超越其政治师父林吉祥。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林吉祥统领行动党的年代，郭金福只能成为过渡时期的领袖，威望赶不上林吉祥。

在党的斗争方面，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往往被对手形容为独断人物。但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取代林吉祥又谈何容易。

随手拈来，就有几件大事突出了党争对行动党元气的磨损。

第一件事是“513”事件后，先是何文翰的“叛党”，后是吴福源的“叛党”，使林吉祥大呼无奈。不过他们的离去并未影响林吉祥在党内的声望，更是得心应手大展拳脚。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8年大选前，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及其支持者不满林吉祥“引进”卡巴星（原是吉打州议员，1978年移师槟州），双方撕破脸皮，导致中央接管槟州，起用一批新人加旧人重新上路。叶锦源则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参与大选，但不敌全军覆没。就这样卡巴星走进槟州政坛。
第三件事也是在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的副秘书长范俊登突然发难，公开表明退出民主行动党，以抗议民主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论坛上偏袒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内安法令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持反对立场，形容此为双重标准。

林吉祥为此也发表文告反驳。他说：“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见林吉祥《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范俊登是行动党内的另一颗政治明星。他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后，就以出位的角色担任《火箭报》的主编，而且言论激进，成为林吉祥之外的另一位政治红人。

虽然面对文字煽动官司，他在1974年的大选则单挑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此时进步党已加入国阵，使用国阵旗帜竞选）而大胜，结束了进步党在霹雳州的“一方霸主”的地位。这无形中为范俊登取得了一定份量的政治筹码，分分钟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林吉祥。

但他的政运并不是那么好，煽动官司又纒绕着他。（1975年他的罪名成立，几乎要进行一场国席补选，最后又被高院阻止，认为应让范氏尽可能寻求法律途径上诉以洗脱罪名，因此补选取消，范氏的议员资格也没有取消。

可是，对范俊登来说，他已对选举产生冷感，因而在1975年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也不再参加1978年的选举。范俊登的事件无疑给林吉祥投下一颗炸弹，他除了发文告澄清外，也似乎是爱莫能助。所幸范俊登的杀伤力并未太大影响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因此行动党在1978年的选举成绩比1974年来得好。例如1974年国席9个，州席23个，但1978年国席增至16个（马华17席），州议席增至25个。算是有所进步。（范俊登在90年代又重回行动党，再角逐霹雳州议席，不幸失败。名声也随之下降，而后不再过问政事。）

我今天仍不明白，为何1978年的选举会引起学者及报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版专书专门评析1978年的选举。

就我所知，计有《MALAYSIAN POLITICS & THE 1978 ELECTION》（马来西亚政治与1978年大选），《78年大选内幕》及《看78年大选的马华成败史》。

这一届的大选，在国阵的特色是开除回教党后的必然考验，结果国阵首次攻下吉兰丹州。反对党无从合作，行动党自行上路，社会正义党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大败。

第三件事也是意想不到的，林吉祥意心栽培的徒弟陈德泉（1978年让出马六甲国席予陈君），在1980年起事。起因于1980年槟州彭加兰哥打区的补选。槟城一派支持派吴林炎角逐，林吉祥情钟张德发。新雀张德发不敌马华老将林建寿，种下分裂祸根。以陈德泉为首的一派，包括吴林炎（州秘书）、陈毓书（州议员）及萧汉钦（国州议员）向林吉祥在槟城的另一爱将彼德达逊（已逝世）发难，最终是分道扬鏣，行动党再一次分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行动党的州议员黄炎光过档民政党，陈德泉等人则加入马华公会。这是林吉祥心头之恨，引致1987年林吉祥回头再战马六甲市，拿下马华候选人陈德泉。

第四件事是在1982年大选前，与林吉祥打天下的李霖泰（国州议员）突然宣布退隐政坛，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林吉祥也禁若寒蝉。两人的仳离，再加上1982年范俊登用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旗帜参选，都是林吉祥极不愿意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

第五件事是霹雳州行动党主席林子鹤在80年代后也退出政治，本是行动党的大本营的霹雳州也出现了党内危机与矛盾。

第六件事是行动党以外的料想不到的突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决定移师芙蓉国席（1982年）（这是行动党的强区，由党主席曾敏兴坐镇）。马华指林吉祥未敢应战，行动党则认为党主席对党主席之战是对等的。

李三春的破釜沈舟一方面是要向巫统新领袖马哈迪展示，马华老大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8对8），且以赢得席位的多寡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这一役林建寿是输了，与首席部长绝缘；李三春赢了，林吉祥无话可说。

但令人想不透的是1983年李三春走了，留下芙蓉国席补选，曾敏兴又再赢回。

从以上六件事来看，林吉祥当红的时代出现了不少的党内挑战者。人才和精英一个个离他而去。这种内斗与失和也消耗行动党的元气，每每要坐大又后院起火。异议者于是把矛头指向林吉祥，说他把行动党变林吉祥党，林吉祥与行动党是同一个词。反对党也因此拿来大作文章。
持平而论，行动党是靠林吉祥的威力而使到火箭标志闪闪发亮；反过来林吉祥也是因为牢控行动党，才不致因内斗和退党事件而倒下来。

(四) 林吉祥的丹绒三役
在痛定思痛后，林吉祥决定改弦易辙。他不再拘泥于杀退叛党的人，而是把目标转移，瞄向槟州，因为他认定槟州将会是行动党再造辉煌的州属，既然民政党能拿下槟州，为什么行动党不能呢？

丹绒一役就在林吉祥率领大军下压境槟州，其来势之凶猛，足以使国阵打住十二分精神抵御。1986年大选显示了林吉祥插足槟州的雄心，更是准备切断许子根通往国会之路。

战情之紧张，可谓烟硝迷漫，开票当晚可真遂了林吉祥心愿。他在丹绒插旗成动，并带领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给反对党增添了力量。不过反对党只是行动党的天下，其它反对党也只好靠边站，有了丹绒一役的壮胆，林吉祥放胆再博丹绒二役。这是1990年的选情。此刻的林吉祥意气风发，竟单挑民政元老林苍佑的选区。准备出击成功后，荣登首席部长宝座。这一役他是靠着46精神党的配合，希望46党能拿下一些马来选区，再配搭行动党的阵容，就实现美梦了。

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确实给了行动党最大的支持，竟再接再厉拿下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无奈46党全不济事，在槟州翻船，一个席位也拿不到。和国阵取得的19个席位相比，林吉祥只能和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林吉祥打败了首席部长林苍佑，但首席部长不是他，而是他的宿怨许子根转过身来成了槟州政坛新盟主。

不甘失落的林吉祥，又再厉兵秣马，准备用丹绒三役使到行动党真正翻身。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再上演王者之战，这一回是对垒许子根。两雄再度短兵相接，任何一方都只许胜不许败。
不过林吉祥没有算到的是这一役行动党也有致命伤：j46精神党已易名46为马来人党，对选举提不起激情，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k在1990年中选州议员的行动党干部，不是个个都勤于为民服务。有人中选后不见踪影，有人认为民生问题归政府和市议会管，州议员不必理会，更有人被选民讥讽为“睡觉议员”。凡此种种，都给行动党带来负面的影响及l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行动党 有与46精神党结盟，至少是多元种族的组合，但1995年大选，是行动党自行上路，选民就必须衡量它能否单独执政，若是没有马来人的支持，结局又是如何的呢？他们已经不能再像1990年的大选，让行动党试一试了。

当晚的开票，也叫许多人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败了（但胜了丹绒国席），只剩下一名孤零零的州议员。是林吉祥把行动党推向高峰，也是林吉祥把行动党的半璧江山送回给了国阵。政局的残酷，肯定叫林吉祥看儍了眼。丹绒三役的失败，也标志着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到了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了没有标明“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这一回他再调兵遣将，转移到升旗山国席和植物园州议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双双跌马，连卡巴星也在日落洞上演滑铁卢。安华效应（因人在监狱）并没有在华社发挥作用，林吉祥也只能认命了，只好在政治的旷野游荡5年。这是林吉祥第一次尝到没有做议员的“痛苦与失落”。经此一役，他也卸下秘书长职，转任党主席。

这种难受的滋味到了2004年的大选后才告消失。他在怡保重新站立起来，又再重任反对党领袖，恢复他本来享有的荣誉。在这之时，他也从党职上退了下去，只出任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不再理党务了。

综观林吉祥大半生，他的“政治戎马生涯”显然是与生俱来的。行动党造就了他，他也曾经擦亮火箭的标志，又曾使火箭不再发亮，功过只能交给后人评说。

如果写行动党的历史，去掉了林吉祥，也就残缺不全了。如果写林吉祥历史，去掉了行动党，更是无从写起。他的生命已和行动党交织在一道。

(五) 林冠英子承父业
“父亲未走完的道路，儿子代他走了”。这就是今日林冠英的写照。

出生于1960年的林冠英，正是步入英姿焕发的年代，但他也是历尽沧桑，才登上今日的高位。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在1983年毕业自澳洲莫纳斯大学，是名合格的会计师。他的中文是后来自我磨练而成的，也许其华文程度并不亚于其针亲。

1986年他开始走上第一步。这一年的大选，其父亲林吉祥把马六甲国席让给他守成，自身转战槟城。林冠英不辱使命，以1万7千余张多数票大胜。

一年之后，他被内安法令扣捕，而其父亲也在同一天第二度被扣留。双双在监狱渡过一年半的失去自由的生涯后。于1989年获得释放。两父子又再回到如同昔日的斗志昂仰，他们依然在政坛春风得意。挟着林吉祥个人声望达到顶点。行动党在1990年时准备拿下槟州执政权，结果功败垂成。但林冠英并未参与，他依然坚守马六甲市区国会，又再以万余张多数票轻易过关。他显然已继承林吉祥的衣钵，获得马六甲市民的认同。

也许是老子大权在握，林冠英在党内始终未居重要职位，也只有到了1995年才成为数位副秘书长之一。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或时运不济，在1995年大选后又再蝉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后，林冠英跌进法网，为一位少女仗义执言，却把自己送进监牢。（由1998年8月25日开始，直到一年半刑期满为止）。这痛苦的挫折，比起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内安法令扣捕更是不堪回首。

伴随着判刑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且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政。因此在1999年的大选，他失之交臂；在2004年的大选，他同样日期未到而不能参选。他由高位跌了下来，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倒教他刻骨铭心于一生。

2004年大选后，原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因在甲市区国席马失前蹄，辞卸秘书长一职，林冠英顺序而上。这个时候林吉祥也不方便继任主席，以免瓜田李下，被指“父子统党”，退下担任不起眼的党内一个小组的主席，改由卡巴星出任主席。从那一刻开始，林冠英时代降临了。

在这三年来，林冠英依然无法解决的是党内的人事纷争。虽未演变成大件事，但也是够他操心和烦心了。或者让这位新秘书长耿耿于怀的是：森美兰是行动党插第一支旗的地方，也曾拥有过数个国州议席，如今则有衰退之势。林冠英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则需要重新整顿党务。

严格来说，林冠英接手的行动党依然保持40年以跌岩起伏的记录。从有突破到没突破。他又怎样的寻求新的突破呢？这里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在2005年时，行动党对党章进行修改，不再强调社会主义，而是突显社会正义与公正合理。这种顺应潮流的改变，也足以使人看到行动党改革的一面。

再者，他提出的新口号“大马人优先”。从字面上找不到其深刻的意义，也有些不够清晰。但林冠英解释是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化而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明白的。因为“大马人优先”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唯一可勉强理解的是什么事都应以“马来西亚人为先”，而不是以种族之化分来分先后。

但不论怎样的理解，口号必须是浅白和易通的，不需再作解释，也不需要推测其含意。这不是创作文学或文字游戏，而是政治斗争的口号，要一目了然，要一望知义。比如我们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又比如旧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下子就入脑而明白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我到今天还是认为“马来西亚人优先”是不成句和不够明亮的口号，不入人心，也未触及党的核心。再问下去：优先什么？就不知道林冠英还有没有更适当的词句打动人心？比如“立国根基，全民平等”或其它相似原来意义的也无不可。

虽然说林冠英任期内党内有发生小磨擦和矛盾，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一些青年精英和新血倒是值得激赏的。这些学有专长的人若能适当的得到发挥，行动党的形象就可以再次提升，党的年轻化要从吸引年青人开始。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因为长年居于反对党的地位，本来民间的资源（包括社团和讲江湖意义）是执政和反对党共享，可是发展到今天，反对党已居于下风，这也是行动党要检讨的。

我们不怀疑林冠英有一颗挚诚的心要改革党和催生新一代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但这些必须要有策略和方法来开展。过去行动党有不少分支部，今天要重整旗鼓，就得从每个选区开始，党是团队的工作，不是靠个人来挑动的。

其二，林冠英已放话，要在一至二届夺取槟州政权。这种愿景是强化党的一种手段，也是它拥有的权利。但要如何达致，就不得不费神思量了。

林吉祥失败的教训必须要成为行动党的第一课。也只有深刻的检讨才能得出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至于成败，要看选民的取向。这就是当今林冠英最大的挑战。他要证明的不是他是林吉祥的儿子，而是他是青出于蓝的林冠英。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