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棒首长”的评议

最近，《光明日报》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讲座，题目是《我们要一级棒首长》，邀请了4个政党的党政人士参加，很值得我们玩味与关注。

1. 首先我们要理解和确定的是：什么是一级棒的首长？那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位被多数人认可的优质首席部长。为什么只说首席部长而不是其它的首长或部长？大概这个职位一向属于华人担任，由华人社会来谈就不觉得敏感。至于其它职位，也轮不到“华社”评头品足。
我们先设立这个推论勉强可以成立，于是又落回现实的层面，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首席部长的。它只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又是政党之间所争夺的，因此由政党代表来说，也算是合适的。但问题是他们该如何给“一级棒”下定义？

因为首席部长是人不是神，“一级棒”的意思是最佳最好的，也只有从政党中产生。这就要考考党政代表人的智慧，用什么角度来演绎这个课题。

2. 因此我们又落到第二个层面，即政党的“代表”所言所论，不管是所谓的代表“个人”或代表“政党”，他们其实已被标签代表所属的政党在发言，不能说与党无关。若是与党无关，也就失去身份和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畅所欲言（包括在咖啡店高谈阔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代表“身份”，才被邀来表达意见。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引导人民去思考去分析乃至去了解其中的奥秘和其利害关系。在这个课题上也有必要牵扯整个国家制度。

3. 于是我们就需要从整个国家体制来论析首席部长的“职权”和其所能及所应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从独立以来就沿用英国留下的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由中央来掌控，而各州剩下的权力（即使不多）也有宪法的规定。至于宪法没有规定的，就是通过州与中央的协调来运作。

由于州的权力尚留有一些空间（虽然不大），也就有了州政权之争。因此所谓“一级棒”的首长就是他如何运用其高度智慧来推动州的发展和在与中央协调下，取得较大和较多的拨款来造福人民。

在这方面，即便州政权出现与中央政权不同的政党执政，它们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讨价还价”，当然不能越逾其权限。

这里有两个实例显现了中央权力大过天：其一是1966年，由于砂州首席部长宁甘与中央对峙，未能协调此彼的对立，也就有了通过紧急法令干预州的事务和对首席部长的“撤职”，引起宪制危机。最后则以中央占上风而结束争议。虽然它们同属联盟成员（当时尚未有国阵组织）。

其二，在1977年时，回教党也是国阵成员之一，因其执政的吉兰丹州的决定与中央意旨起对峙又引起骚乱，导致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后来也制定回教党离开国阵。在改选后。回教党败落，改由巫统主导州政权一个时期。

这就是说。任何州的首席部长，不论是执政党人或反对党人担任。他都有其局限性和面对诸多压力，关键是他如何能巧妙地在‘同与不同间’争取到有关州的稳定和发展。政治斗争不是成天吵架的，尤其是居执政的一方，更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在“党性”与“民性”之间要有所折衷，不能因“党性”牺牲“民性”，但也不能因“民性”完全失去“党性”。两者之间是要靠有斗争艺术有高智慧的首席部长来运筹帷幄，以达致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

4. 从这样看来，任何政党都不会把“党性”完全牺牲掉。一个没有“党性”的政党，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我们需要每个政党在推出候选人时，除了才智之外，要能把握他的“党性”（对党的理念的坚持）有多深。如果我们存有公务员的心态来审视“首席部长”应该这样又应该那样，也会掉进一个自我约束的框框，看不到政治人物跳出“公务员心态”的重要性。
其实，今天我们所要的是政治人物来统领槟州，而不是由公务员来领导槟州。因此我们可以给党下一些压力，必须要挑出一个好的阵容来；相同的政党为了取信于民，也要挑出一个为民所接受的排阵。

5. 到了最后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还要不要华裔当首席长？不要出现“无种族论”的高调（本来这是一个较为符合多元社会的需要，但不现实），因为我们如果提出更高职位也不要“种族论”，我们现实吗？若强求不来，为何不保住这最后一根稻草。若是连这根稻草也没了，我们能以什么来补偿所失去的呢？谈大道理我们都懂，但大道理底下有很多说不清的小道理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政党在这方面应有“党性”而不能忘记维护一个传统的使命。唯有把这样的意志凝结起来，则政党之间的斗争就不会迷失其中。我相信座谈会所要带出的意义是：人民心目中的首席部长是怎样的；而这又是源自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应以维护华人主导政权为基调）给人民提供信心与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