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1982年──拿督斯里郭洙镇（Dato’ Seri Kerk Choo Ting）（1941-）

郭洙镇代表一个时代的华教人士的理念而在这一年参政，出现一个所谓“三结合”的思想。他和他的一批“战友”（有些是不约而同，例如许子根参政的原意是与郭洙镇参政有些不同的，但为了结合一道，他们打出了认同的口号）先后集体加入了民政党，人数约廿名之内不多，却产生许多遐想和争议。因此1982年属于郭洙镇扭转华教运动方向的一个开端。

郭洙镇1941年出生于峇株巴辖，中学毕业后曾受训成为合格教师。1972年完成新加坡大学法律系，成为执业律师。从学生时代起，即醉心于文学活动与创作，是所谓“文艺青年”这一类人。但翻其记录，他不是左翼骨干，也未曾在五六十年代介入轰轰烈烈的左派政治运动，所以他不代表左翼的思潮。

不过，他却在那个时代代表了华教领导人的一个正在探索的新方向，正如林晃升说，有绝大多数人（董教总的一个会议）支持郭洙镇等人参加民政党。

就这样郭洙镇带着董教总的梦想踏足政坛，荡起无数个涟漪。董敎总这方面一厢情愿地喊出“三结合”的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团体的三大块的“结合”，为华教打开一条“平坦大道”。因为以林晃升为首的一批“华教斗士”在这么多年的抗争中成效不大，华教依然危机重重，唯有另辟道路。

这一批“华教份子”，打出的则是董教总认同的口号“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他们主观地认为“有人在朝好办事”，也就一边倾向这批人，为他们叫好又叫阵。但在另一方面则“得罪”了居于反对党主导地位的民主行动党，因为华教人士参选的选区是行动党的强区，被认为有意挖行动党墙角而与董教总起了冲突。这一裂痕也就判定董教总的所谓“三结合”一出炉即被腰斩成“两结合”。继之马华公会也不认同董教总这一举动，认为同样地“伤害”马华公会。也就只剩下董教总与民政党的“两结合”。但这“两结合”同样在民政及董教总内引起争议（例如民政的吴清德及许岳金就持有不同的看法；又例如董教总内也有人质疑其可行性）。

既然已是“木已成舟”，董教总也就凭一股“理想”在1982年全力的支持郭洙镇（对垒行动党陈胜尧）及许子根（对垒行动党陈庆佳）在大选中一展身手。行动党反过来指责这是以“华教份子制华教份子”，因为行动党的两位候选人也是“华教份子”。当然这在董教总看来是有分别的，一个是带有“使命”的“华教份子”；另一个是未赋予使命的“华教份子”。总之脸皮已经撕破，人们正在观望其后果。

开票的结果是一胜一负（郭败许胜），董教总也只得静观其变。郭洙镇身为董总的法律顾问，其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参与独大官司案，也有助于他的形象的提升），因此一入党即委为副主席高职。

经过四年的韬光养晦，郭洙镇春暖花开，离开甲洞选区被派往太平填补梁棋祥的空缺（退休）而当选国会议员（但这一年许子根败北），他的使命就更为重大，既为政务又为教务两头忙。

1990年大选他再度中选，被委为副工程部长。此后虽有调职，到贸工部及农业部，但仍属副部长。在党务方面，他则是平步青云，晋身总秘书，再上署理主席，一度被林敬益视为接班人。

由于郭许在90年代后已任高官，他们与董教总的关系越来越淡转而模糊。林晃升在1990年时有下列的结论﹕“这批华教人士的政绩令他失望，主要是现有的政治局面使然，因为国阵毕竟是由巫统一党坐大。”

沈慕羽也认为“情势不同，环境不同，在我方只有民间力量，政府有其政治权力，而政党都各自带着它们的党性色彩。后来，民政党的前董教总的人，党性漂白了他们的华教情怀，变成民政党的人，大部份索性不跟董教总合作了。”

沈慕羽的结论是﹕“三结合的提出与发功只是林晃升的一个理想──天真的想法”。

从郭洙镇的身上，我们看到从“三结合”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所起的变化和变质，已非主观愿望所能操控。它的理念的消失也象征着华教人士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马来民族的政治力量与理念是与董教总脱节与不平行的。

郭洙镇转入千禧年后，也不否认他与董教总的看法渐行渐远，而他在民政内也面对了挑战，林敬益逐渐疏远了他，不再视他是“合适”的接班人。后者在诸多场面也扶起了许子根的形象，让党内外接受许子根是未来的接班人。

这在郭洙镇看来，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与“不尊重”。他知道逆境行舟不易，却又义无反顾地在2005年的党选中挑战林敬益的老大地位，图证明林敬益不是绝对占优势的。虽然他知道取胜不易，但他还要证明的是﹕民政党不能由林敬益一人说了就算。他最终失败了。有人认为他虽败犹荣，因为他取得40%的选票。

不久之后，郭洙镇辞官归故里，结束了他的争议性的从政历程。他的成败反映了书生参政不易，也论证了董教总当时的理念的幻灭，才在后来出现所谓“两线制”的斗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