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选人资格的争议

选举委员会主席阿都拉昔说：“虽然选举委员会没有硬性规定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但政党应该把学术水平列为遴选下届大选候选人的基本条件。”

他还指出：“以泰国为例，已订参选的候选人必须拥有大学学位；大马则没有，因为它违反民主。”不过，他还是希望马来西亚做好准备，朝这个方向发展。（参见7月29日《星洲日报》）。

对于阿都拉昔的谈话，肯定会有所争议，也是见仁见智的。毕竟没有大学学历的也不见得表现比大学生差。是以我们认为每个政党在挑选候选人时，应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可以分成笔试与口试，以鉴定候选人的水平。如果考试过关，也就证明合格者已具备担任议员的条件，不需要再计较有没有学位。因为拥有学位者也不一定能考试过关。这应该是较为公平的选拔。
至于“考试”应考些什么呢？首先是语文必须过关，华裔候选人则应对华语华文有基本的认识。不能再像过去对华语华文“没有概念”。若是华语华文不行，则需要“恶补”，不论多忙和多辛苦，总得抽空学习，如果有心成为候选人的话。

当然国语和英文则是必须通晓的，因为官方和议会绝大多数用国语。如果身为一名代议士，若碰上选民请教国语公函的内容时又支吾以对，那就说不过去。我们相信以华人的智慧，解决语文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要考准候选人的基本常识。例如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对国内的政治熟悉到什么程度，不能一问三不知。例如对马来西亚因何而来要有清晰的概念，如果连自己的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也一知半解，又如何“启迪民智”呢？

第三要观察准候选人的素质，是有心为民服务，抑或是投机取巧或想当官致富？如果素质已被质疑，就要当机立断忍痛割爱。这就是说，每个政党的负责人要先自我过滤，然后才派上阵让选民作选择。虽然在过去一段长时间，政党对候选人的遴选都因人因党而异，甚至未能考虑其资格便让他充数。这在反对党方面显得十分无奈。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69年大选时，身居反对党的民政党，要找足候选人上阵真是难之又难，也把林苍佑搞得头大大，那些有资格有学识的婉拒其好意，因为他们怕输，也不认为民政党有出头天。可是当大选开票当晚，民政党大胜时，人们才纷纷问谁是齐来也、史迪华、倪巴拉和黄亚美？但他们也因为勇于闯关而出头了。（也许在今天，很多人已不知道有这些YB曾当议员）。

不过，当民政摇身成为执政党后，在1974年它的新候选人不是专业人士，就是大学生了，由此可见政治是现实的，人也是现实的。

同样的，当1990年槟州马华在州议席全败后，于1995年挑选候选人时就面对问题，尤其是所谓的“黑区”更成为专业人士的讳忌选区，也就造就了一批非大学生的草根人士探出头来。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民主行动党的身上。当1999年的大选时，它也面对专业人才的不敷应数。因为“有识之士没有看到前途”，以致裹足不前。由此可见，当一个政党被认为胜算不高时，它就较难招揽人才挑大梁。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是人才济济，要专才有专才，要大学生和有经验的人也不缺乏。因此即使选委会有开出“资历”条件，也难不倒它们。这种政治气候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个好现象，“怕输”已不是新一代参政的阻力。其实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我们也无需置疑年轻一代候选人的资格够不够，倒是要重视他们是否是热诚为民或参政为私的一群？换句话说，候选人的“素质”比其“学历”更重要。

就此而言，我们不认为选委会应订下什么“学历”，反而应交由政党作较严格的“甄选”，不要“滥竽充数”，也不要“选亲不选贤”。唯其如此，政党才能进步，一个不敢启用新人和选派有抱负的人上阵的政党，不仅是故步自封，也是没有创新的政党。

民主的真义在于让选民东选或西选时，都是可以选出人才来创造一个“精英政治”的局面，这样我们的政坛就不会寂寞而单调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