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寿(1922-2007)以85岁高龄于9月30日走完他的一生。他有遗憾,因为他的从政生涯中未能反客为主,出任具有实权的官职;他有某些人们所不能及的成就,因为他在英姿焕发的37些时,一度成为反对党炙手可热的领袖。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一位曾经在左翼阵线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会在时移势易下,投身马华公会?换句话说,他怎么从左派走向右派?而成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一切有必要揭开林建寿的内心世界与从政历程。
与他的父亲林清渊,兄长林建才及大姐林碧颜一样,都是律师出身,而且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导致他在1956年参加左派的劳工党,更在1957年促成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陈线)的成立且出任总秘书。接着1958年当选市议员,又于1959年中选国会议员,一时风头无两,他成了左翼运动中一颗闪烁之星。
虽然他服膺的是费边社会主义,但并未阻碍他向热爱社会主义的年轻人靠拢。一度更成为许多年轻党员的偶像。林建寿也把自己塑造成左翼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左的形象成为他的标志。
例如,当东姑首相于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起而反对,也积极推动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在吉隆坡召开。这位峇峇精英显然比陈志勤及陈扑根(曾任劳工党秘书)更能赢得左派的掌声。即便是后来的劳工党走向激进路线时,林建寿也没有“背叛”左翼阵线,而是选择较为低调的与之共浮沉。因此他没有面对陈志勤被公开“批判”的命运。
虽然如此,林建寿还是无法扭转局面,他不得不在1969年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但这显然不是林建寿的本意和所要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失去一个政治舞台供他施展抱负。他的左的魅力也因此褪色。
迫于形势比人强,林建寿只好蛰伏伺机而动。因为继劳工党后崛起的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都与他绝缘。前者是陈志勤与他不咬弦,宁可找林苍佑合作,也不想再与林建寿续“同志情”;后者因有李光耀的影子,不可能接纳他加入其中。剩下来的只有马华公会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意味着他背着左派同志投进右翼的怀抱。这一痛苦的抉择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借口,要求新上任的总会长李三春接纳在马华党内成立“工农局”(后来显示他力所不逮)。他没有重蹈林敬益的失误──要把社会主义带进马华,因此他绝口不提“马华社会主义化”,反而是他被马华的资本主义路线溶化了。这一巨大的转变让人震撼和难以理喻和接受。因为这等于昭告天下他已脱胎换骨,与社会主义“一刀两断”。至少在行动上他是这么的一个大转弯。
李三春之所以接受林建寿加盟,固然不是赏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而是相信他是唯一可以和林苍佑交锋的人物,有能力从民政党手中夺回槟州主导政权。在一拍即合下,林建寿展开他的另一个“政治长征”。他和李三春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倒林苍佑。自此之后,林建寿的每一个招数,都是针对林苍佑的民政党而发。以这样看来,林建寿的向左转与其说是顺应大气候的变化,不如说是为达成个人的政治议程更加符合情理。
如果说林建寿前期的斗争对推动民主政治有所贡献,那么他后期的政治斗争则是十分争议性的,也成了马华一段不愿再提及的历史。他的右的魅力消失得更快。
至此,我们如何给林建寿的政治定位,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毕竟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给自己贴上姓“社”的标签(起草社阵纲领),而后又再改姓“资”(加入马华)。这样的一种转型变成我们要一分为二审视林建寿。但它的迷思在于同一个人是应把他归为社会主义者抑或资本主义者?同时又如何一分为二呢?(以他退休后的言行来看,他宁愿回归老同志,但历史会接受这样的归类法吗?)
我的意思是,从意识形态来演绎林建寿的思想转型是有必要的,不能光是只看从前,不看后来;也不能只看后来,抺掉从前,而是要整体的分析和解剖,乃至带有批判精神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我们不能否认时代已经转变,但定位是不变的。正如邓小平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解读“黑猫白猫论”;而林建寿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辩解他的转型?是他改变了马华或是马华改变了他,或是两者都不是。还有后者(右派)是否是对前者(左派)的否定,抑或是前者(左派)是后者(右派)的延续?可惜的是林建寿没有辩解清楚,给我们留下了难以释怀的迷团。因此只是肯定而不带批判精神,对历史的交待就显得有些混淆而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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