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一）—对反对党左右开弓

1959年的大选，群众大会是自由举行的。虽然是一名学生，但成为群众大会一名听众和观众也是一种享受。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听林建寿演讲。他的口沬横飞，能言善辩总是吸引不少的听众。因此他往往是最后一名演讲者。
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寿骂人的本领也是一绝。他指责联盟政府对他人格进行破坏，连他当时娶外国老婆也被拿来开刀和讽刺。他更形容“马华钻进巫统的沙笼”，没甚作为（当时林苍佑尚在马华，但已大权旁落）。
由于他七情上欲，表情十足，林建寿成了社阵群众大会“压轴之宝”。只要他会出现的大会，总是有人宁可站着等，直到他演完话后才满意的离开。这就是林建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用说，这一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
后来我才知道林建寿不仅演讲有魅力（因受英文教育，他是用福建话左右开弓），而且文采也出众，是党的“理论”高手之一。
他在党的职位也是非比寻常的：当过劳工党中委、财政、总秘书、副主席及主席，同时也曾是社阵的总秘书。在官方则曾是市议员、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只差没有当部长。
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8年内（从1958到1966）成为反对党中的呼风唤雨的人物？确是值得玩味的。比起同一时期的峇峇精英，如陈志勤、陈扑根、黄添寿及崔耀才乃至魏利煌等人，他是更为出位和更懂得向华教份子靠拢。他曾经让党的干部相信他的政治挚诚和他的战略是能带领他们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
不论是华教份子需要他的领导或是他需要华教精英作执垫，在那个火热朝天的年代，是没有人刻意分析或研究的。甚至连他的缺点也包容下来，比如党内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易相处的人，有时骂人是不必看时间和地点的，但过后又平静下来。人们都知道他的怪脾气，人们也不计较他的口没遮拦。因为他毕竟是党领袖。
当然，当社阵或劳工党员在街头示威时，他是没有在场的，虽然他自称是“街头国会”的一个成员（这是林建寿后期在《光明日报》写专栏时的拦目）。这就是说，林建寿在情感上可以与干部在一起，在行动上不一定是相伴左右。但也不知为什么，在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钞贬值时，明明林建寿人不在现场，（我人在现场采访，可以证明）只是发表文告以示支持，也被警方扣留一个月之久。陈志勤也有发表文告，却安然无恙，这说明林建寿在党内的影响力是比陈志勤为大的。
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林建寿曾经为社阵和劳工党“立言立论”，而且是大道理一堆乃至有些成为左派的指导方针之一。陈志勤虽也文采出众，舞文弄墨不亚于其它政治人物，就是不曾在党内挑大梁。
究竟林建寿为社阵包括劳工党建构什么理论和思想，倒是值得研究的。不过本文只针对他的一些言论作评议。
从《马来西亚劳工党文献汇编》内刊登林建寿的文章来看，就可知其一二。
第一点：
如果说“社阵的纲领由林建寿在人民党的草案基础上拟就，是无产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的论断，在当时更是一新耳目的创见。”（引自《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那么我们不得不置疑林建寿在其它文内论述中对回教党的大加讨伐的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回教党在巴哈鲁丁（曾与波斯达曼共创左翼人民党）领导下，仍然走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回教三位一体）的路线，且与社阵同属反对党，站在同一阵线与联盟抗争。
但在林建寿看来，“回教党攻击巫统领袖出卖他们本身给非回教徒，使到要脱离联盟的人感到恐惧，因为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回教党的存在。由于恐惧马来人支持的回教党会在1957年取得政权，大部份非马来人选民就投向联盟，希望维持现政府去反对他们认为敌视非马来人的回教政府。我们要与回教党作有效的斗争。”（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火焰报》1963年刊登）
这一段话与史实有距离，值得商榷。若是指独立前1955年的普选，联盟的劲敌是拿督翁的国家党，回教党尚不成气候，只赢得1席。若是指（1959年独立后首次大选，回教党是与社阵（至少人民党认同）站在同一阵线，不对社阵构成威胁，况且巴哈鲁丁也不是宗教至上的人，而是一位力主「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者。林建寿为什么要大力谴责回教党？令人感到混淆与模糊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
第二点：
另外一段，林建寿说，“民主联合党（林苍佑1961年创立的党）在另一方面是代表华人沙文主义势力，而这股势力已感觉联盟不能再适应他们要求的时候，从联盟分裂出来。一直到今天，它还不敢发表他们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民联党的章程说要委身于经济落后的工农而同时促进资本主义资本、管理和劳工之者之间的调和是多么不可能。”
林建寿所言也与史实不尽相同。事实是马华内部的斗争和另一派的妥协，排斥了林苍佑派。林苍佑既是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脱离了马华则成为华人沙文主义者；如果他仍领导马华，是不是沙文主义者？这里埋下伏笔。
由此可以看出，他和林苍佑个人的恩怨也带进了政治斗争中。
第三点：
在另一个课题上，林建寿抨击“李光耀企图将马来西亚问题造成一个马来人、华人的问题，这不但是错误，也是恶作剧”（林建寿在柔佛政训班之讲稿，刊《火焰报》1962年）。
“人民行动党的失败，是因为它不敢面对联盟的挑战而秘密和联盟签订退出马来西亚协议。”
“在1965年当人民行动党企图通过协商参加联盟和挑战马华公会的尝试失败后，它就利用其它的政党以对付联盟，它的想法是如果它能毁灭马华公会，巫统就可能被迫和它协商。（因此），它就利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来作为它的政治资本（林建寿《于在低级纲领上求团结的问题》，（刊《三八妇女节特刊》，1966年）。
林建寿对人民行动党的批评也与历史说法有一些出入。也许他不能忘记的是李光耀在1961年的电台十二讲中，曾指名道姓的抨击林建寿对行动党敌视，而他后来也有反驳。
当时林建寿对其它反对党的抨击并不亚于对联盟的指责，因此他不主张组成反联盟阵线，因为在夺取政权后，将马上陷入四分五裂。（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这或者是林建寿认为不能搞统战的依据。
有了这些依据后，我们就不难明白林建寿为什么后期会参加马华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