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黨宗教政治走向 (3) 哈迪阿旺是再版朱基菲？

教黨帶來一定的變化。取代其位而出任代主席的是黨的署理主席，也是丁加奴州務大臣哈迪阿旺（Abdul Hadi Awang）。

哈迪阿旺在回教黨內的地位猶如60年代回教黨署理主席朱基菲的角色。朱基菲雖未能越過當時的黨主席巴哈魯汀醫生，但他的濃厚宗教政治的氣息使他在後來成為回教黨的“指路明燈 ”，而不是擔任主席的巴哈魯汀。巴哈魯汀的“中庸”與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領導，淡化了回教黨予外界的“宗教政黨”的形象。

無獨有偶，法茲諾也是予人“中庸”與具有“溫和回教政治”的領導人，而哈迪阿旺則被認為是黨內的“激進派”與“政策的操控者”，因為他身居丁加奴州務大臣，擁有實權推動回教政策，這不是法茲諾所能阻止的。事實上，法茲諾作為回教的捍衛者，他是不可能也不會反對哈迪阿旺的政策。

即使法茲諾仍在世，他也只是當年的巴哈魯汀，而哈迪阿旺則是不折不扣的再世朱基菲。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哈迪阿旺的背景，不難發現他與朱基菲的背景大同小異，彼此都是在埃及的大學受教育，而且專攻回教學回教法，前者更是考獲碩士學位。兩人的身上流著同樣的血液──宗教加政治的熱衷。

哈迪阿旺為了貫徹朱基菲的政治哲學（朱基菲已被回教黨視為精神領袖。他不幸在1964年車禍逝世。若他沒遇難，可以肯定在1969年接替巴哈魯汀逝世後的空缺是朱基菲，而不是當任的吉蘭丹州務大臣阿斯里）。

他強烈地反對種族主義，也一度反對政府推行新經濟政策，因而被巫統視為“反馬來人”份子。
不過，哈迪阿旺不理會種種的指控，他依然鼓吹回教主義，他認為回教是與政治分不開的，政治權力應為回教服務。果然在1999年大選，回教黨執政丁加奴州後，他決意通過政治權力彰顯回教法。

備受爭議的回教刑事法案在丁加奴州議會通過（7月8日的州立法議會上，28名回教黨議員支持通過，4名巫統議員棄權）明顯地展現了哈迪阿旺不理一切阻撓和非議，也要推行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哈迪阿旺這樣說：“回教刑事法案”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Hudud and Qisas Bill）在目前只適用於回教徒，當時機成熟時，才回推行至非回教徒身上。我們會給回教徒時間，因為回教是寬容的。這就是回教美好的一面，只有人民充份了解後，才會全面推行回教法。”

他否認這樣做是為了政治資本，但他這樣說：“政治不應與回教分開。身為一名回教徒，是有責任和義務讓回教黨行使其政治權力推行回教刑法，即使因此而在未來的大選中失敗，回教黨也不會感到罪過，而是為了真主的職責所在。”

從哈迪阿旺的言論中，我們得到的印象（或結論）是回教黨不惜代價強化回教法，這是回教黨的鬥爭目標，也是義不容辭的。回教黨已明明白白表達回教與政治是分不開的，任何鼓吹 “政教分家論”，在回教徒看來都是錯誤和不尊重回教的。

在這方面，首相馬哈迪醫生指責回教黨玩政治把戲，以爭取支持。他否定這是“真主的法律 ”，而認為是回教黨的人為法律，明知道中央政府反對，回教黨還是要這樣做，企圖爭取同情與支持。

在聯邦憲法下，凡是州法律及法案，若不符聯邦條例，一概無效。這就是說，州立法議會通過的法律能否實行，還要過聯邦政府這一關。哈迪阿旺了解這一點，他就是要用這樣的法案來挑戰巫統的立場和態度，正如哈迪阿旺承認回教與政治分不開，因此不論你如何詮釋此舉是政治手段，哈迪阿旺還是要硬碰巫統。

在這場鬥爭中，哈迪阿旺顯然給巫統出了難題，以致它的州議員在議會內棄權（棄權可以說反對，但也可以說反對不來，較恰當的解釋是“無聲的抗議”和“放棄反對的權力”），以免被回教黨利用說是反回教。但在局外人看來，也許有其他的解釋。

本文無意探討刑事法的內容，但總是很難明白為何要將中世紀時的回教刑法抬到21世紀的時代？彼此相隔逾千年，不但人和事已時過境遷，連生活習慣和知識也大不相同，難道現代人已迷失方向，沉淪在亂世中，非得用重典不可（古人說治亂世，用重典）。如果是認為現代人不如古代人的話，那麼科技的發達不可能一日千里，人類生活也不可能朝向全球化。現代人比古人更有智慧和學問是不爭的事實。沒有人否認人人必須受控於法律和尊重法律，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但任何的法律都要與時並進，而且要符合現代和開化的社會。

當人類不再愚昧，當新的犯罪在現代社會中變得更狡黠的時候，對付罪犯的方法是修訂和強化既有的法律，使之完善和更能填補漏洞。

就現實而言，我們並沒有生活在亂世中，人類也絕大多數能明辨是非，用古代的重典是否是合適的呢？

再者，用宗教來掌控政治趨向是否是適合當今的社會，是否是人類所渴求的？都是值得回教黨深思的大問題，如果它的領導人能跳出宗教的框框，放長眼光探討問題，包括政治問題，不是更能顯示政治的活力而不是奉行教條主義？

哈迪阿旺能否走出朱基菲的“宗教治國論”是判定他是宗教師或政治家的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