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教授訪談錄(一)南大與王賡武報告書

原文日期:2003.07.11

謝詩堅

為使韓江華人文化館的開幕顯得更具國際意義，我們特別邀請聞名國際的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參與盛典，並在開幕禮上致詞，幸蒙他一口答應。在參加曼谷一項會議後，專程趕到檳城。我和陳劍虹在6月28日晚上在機場迎接這位貴賓的到來，以便及時參加29日的開幕典禮。

趁著這難得的機會，我和王教授先後總共有了四個小時的長談。我們無所不談，但圍繞在三個主要的課題：Œ王賡武報告書是怎麼一回事？民政黨又是怎樣成立起來的？Ž他為什麼離開馬大而後又怎樣成為香港大學的校長？當然我們也談了其他課題。

我不知道對他是不是“疲勞轟炸”，因為他一抵步我就用一個小時多的時間向他發出揭開他記憶盒子的問題，然後讓他就寢，離開他時，已是近午夜12點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接他來到韓江學院參加開幕禮，他幾乎沒有停止和新知舊友東拉西扯，即便是在下午一時用膳時間，他也和檳州首席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談個沒完。大概在下午1時40分左右，又接見來自澳洲南昆斯蘭大學文學院副院長BRAIN RIDGE副教授和韓院院長王雲霞博士。

下午2時，我載他到下塌的長榮酒店的咖啡廳閒聊，又是用上兩個半鐘頭，直到下午4時半，陳綠漪博士接下去與他會面。晚上7時，我們又用車送他到機場回返新加坡，他的時間幾乎被我們佔盡了。

關于王賡武報告書，先說說他的歷史背景：1965年新加坡南洋大學重新設計課程的報告書出爐又簡稱為「王賡武報告書」，在華人社會引起極大的震撼，不是因為王賡武有什麼驚人的言論，而是南大又爆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學潮，導致示威遊行，學生停課，還有不少學生被開除學籍。王賡武的名字就這樣與南大掛上鉤，甚至他也因此成為遠近知名的人物。
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謝代表作者，王代表王賡武教授）

謝：王教授，此事已事過近40年，但一直留在我們的腦海中，尤其是南大生，一提起王賡武報告書，就有很大的觸動。我當時也是南大生，也是反對您的報告書的其中一份子，您能否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我記得在1964年的時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長王邦文來找我（註：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學的華校生），他要我領導一個課程委員會，全面檢討南大的學制和教學內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馬來西亞，必須對南大有個調整，以適應馬來西亞的社會。
我當時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接受他的邀請，答應為新加坡的南大草擬一份報告書。

謝：為什麼會找您而不是別人？

王: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想大概我是馬來西亞人，也在馬大執教，不是新加坡人，也與南大攀不上關係。也許我會用馬來西亞人的眼光看待華教問題，會給南大的未來一個比較客觀的評析和建議。

謝：根據“南洋大學史料匯編”（馬來西亞南大校友會出版1990年）的一篇文章（南大25年史實，作者易行）指出：1965年1月25日，南大臨時校內行政委員會以「適應新需要」為理由，聘請王賡武教授（馬大）、王叔岷教授（新大）、湯壽柏教授（馬大）、許少治先生（工藝學院）、林和合先生（經濟發展局）、盧曜先生（教育部）及劉孔貴教授（南大）組成一個課程審查委員會，全盤檢討各學院「急應興革」事項，委員會以王賡武為首。

經過數次實地訪問視察及會議以後，課程審查委員會于同年5月14日完成報告書。9月11日，各方引領以待的“王賡武課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書”發表，建議南大建立新學制，除普通學士外，增設榮譽學位課程，實行新課程，以便南大能夠收容所有國內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學生；各學院若干學系應作適當調整，增設馬來學系，設立語言中心，藉以提高全體同學作為學習工具的語文程度，適應學習與研究上的需要。

報告書批評「南大至今僅負起一個有限度的任務。它只著重于造就大批畢業生，而對于畢業生的就業機會，教育與研究高水平，以及在多元社會中高等學府的基本目標，都不曾給予充份考慮。它至今只容納國內華文媒介學校的學生，我們覺得這任務太偏狹。因此南大的課程須有適當的調整，以保証國內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學生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處。南大的目標應該是，它所造就的畢業生，如果不能精通三種語文，至少應精通兩種與國際發展有關的語文。

然而，只精通華文顯然是既不符合畢業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繼續造就這類畢業生也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基于報告書對南大的學制和教學內容有巨大的沖擊，當時的南大生有很強烈的反應，尤其反對這份報告書要變質南大。他們普遍上認同星洲日報1965年9月16日的社論的結論：「通觀該委員會的報告書，所建議的南大課程調整辦法，主要精神似乎把南大改組為一個事實上的英文大學」。

接著下來，南大十個學生團體提呈備忘錄強烈反對王賡武報告書，理由是：報告書根本違背南大創校宗旨和廣大社會人士的願望，其最終目的欲使南大淪為「配角英文大學」。伴隨著就是學生示威遊行而釀成罷課和開除嚴重事件。

謝：我們當時的看法是您的報告書意圖把南大變質，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王：說實在的，我們當時是全方位的考慮南大的未來，因為新加坡既然已加入馬來西亞，就必須要以馬來西亞人的眼光來看待南大，使南大有所改變，以便有朝一日能和新加坡大學等量齊觀。再說，強調單一語文教育也不符合國情，也不容易與國際接軌。

我認為南大若強調雙語或能培育出三語人才，它在將來必能與新加坡大學競爭，說不定還有強勢，因為新大推行的是單語教育。長此發展下去，南大便可以擁有它的優勢。

我們無意全盤改變南大，也不否定華校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我看過南大生入學考試的成績，一般上他們都有相當不錯的水平。如果說他們已在中學打好華文基礎，在大學內搞好英文水平將會是兩全其美的考量。

再說，南大畢業生要進一步到外國深造，也一定要擁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後來的事實不是証明有諸多南大生在西方大學考取博士學位嗎？

還有一個考量是南大生的就業問題。因為當時南大生無法與新大畢業生在就業上取得同等機會和待遇，這就有需要對南大進行變革。我們是認為既然南大也是政府資助的大學，它也應該與新大具有同等的地位，不單是畢業生的水平不遜新大，而且師資的待遇和設備也要與新大一樣。

我們的整個原意是把南大打造成與新大相同地位的大學。我們是用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因為新加坡已不能自成一格，它是馬來西亞的一部份，就要有馬來西亞的意識和特徵。
雖然，我們知道新加坡保有教育與勞工自主權，但新加坡也得向聯邦政府負責，改革南大便成為那個時候重要的步驟之一。

我們的報告書是作出建議，讓新加坡政府去考慮。

謝：你們當時有沒有想到澈底改變南大的教學媒介語，讓它成為一間英文大學？

王：我們沒有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但我們卻是認為一間在馬來西亞的大學，應該作適當的調整，讓畢業生能夠直接與外國的大學溝通和銜接。畢竟英文是國際用語。

謝：不過後來新加坡政府還是執行了您的報告書，您有什麼看法？

王：其實，你看時間表，王賡武報告書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脫離馬來西亞宣告獨立。這就是說，在新加坡獨立後不久，報告書才成為公開的文件。嚴格來說，當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後，我的報告書就失效了。因為我們是根據馬來西亞的環境和現實提出這份報告書。我不知道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報告書，在事先我毫不知情。

謝：您的意思是說，報告書完成後，您就不再參與任何工作了？為什麼已獨立的新加坡還要推行您的報告書呢？

王：情況確是如此。根據我的推想，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決心要改變南大，這在李光耀的回憶錄中已清楚表明。他要改變南大，可能出自兩個考慮，其一是他個人的政治情感問題，其二是獨立後的新加坡，更加需要受到西方國家的保護，五國聯防中的成員有英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是需要西方國家的支持，它的政策也不能與西方相對立。
根據史料，南大是在1966年正式實施王賡武報告書，不再堅持四年學制，而是採用學分別，可以允許學生在三年內修滿108學分而獲得普通學位，但時間不可超過五年。凡成績優異者，可攻讀榮譽學位，南大也因之採用英國學制。

謝：據您了解，南大有沒有全面採用您的報告書？

王：據我所知，他們沒有全部採用。所以到後來當黃麗松于1969年接任南大校長時，他也發現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這使他很失望，幾經交涉，也沒有成績。他在南大似乎難以施展抱負，而在1972年離職，到香港出任港大校長。

謝：改制後的南大，究竟有沒有轉變成英文大學？在李光耀看來是沒有。在他的回憶錄中（第二冊，一種共同語）這樣寫道：「我決定把南大的教學語言改成英語。1975年，在南大理事會一致同意下，我委派當時的教育部長李昭銘博士出任南大校長，他的任務是把南大辦成一所英文大學。事實証明要實現這個目標太難了。

我決定把兩所大學（指新大和南大，此事發生在1980年）合併成新加坡國立大學（國大），南大校園成了附屬國大的南洋理工學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
就這樣于1955年創辦的南大，在風雨中走過25年，便告「壽終正寢」了！

（以上的訪談錄是筆者在對話後自行整理的，事前並未讓王教授過目。若有表達不意或失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起一切的文責。謹此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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