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李三春的“先见之明”

国阵这个组合在70年年代提出时表面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它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一党独大的局面，使到巫统不但掌握全局，而且成员党越多，越显示巫统的轴心地位。这是“513”悲剧后马来西亚形成的一个政治分水岭。当巫统主席敦拉萨在1974年倡议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几乎是一片赞成和欢呼声，咸认为新的时代（减少政治斗争）已经降临。但有一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担心国阵成立后将削弱马华的地位，他就是在1974年4月出任马华代总会长的李三春（因陈修信辞职），因此马华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人（国阵在1974年6月1日正式注册）。如果说当时李三春背负压力“抗拒”国阵组成是不顺应潮流的话，那么在今天看来，李三春是有先见之明。因为经过40年的实践证明，国阵的种族性组合已因成员党之多，除了貌合神离之外，更以巫统马首是瞻，甚至相互争宠。久而久之，在积重难返下，造成巫统的一些领袖和新起的一代变得傲慢和偏激，完全不理其它成员党的感受（例如一连三年举剑；任由拉布条羞辱首席部长；揶揄马华部长在马来选区胜出等等）。这看在百姓的眼里，又痛在国阵其它成员党心里，却又无力改变一党独大带来的后遗症。也只有在本届大选后，才听到其它成员党在检讨失败时，把巫统当成鞭策对象。若是在大选前就向首相谏言，大胆制止种族和宗教上的歧视言行，情况或者会有所不同。

在这方面，李三春当年领导马华时（1974-1983）所诉诸的手段今日看来是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其“政治的正当性”（站在马华的立场）。他先是反对将联盟扩大，希望保持华巫印三大政党的合作，以求马华及国大党合起来所发出的声音能对巫统有所克制。可惜因为1969年大选马华失利，发言权相对减少，再加上“513”后敦拉萨崛起，提出“以党（巫统）治国”的理念，决意收编反对党；又巧遇马中建交头等大事淡化了执政党重新洗牌的隐忧，以致李三春若再坚持不加入国阵，便成为“螳臂当车”的人，可能使马华失去一切。更何况当时巫统也是拉拢回教党加入，马华就没有理由反对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的加盟了。在进退维谷下，李三春知道马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搞不好会被民政分化其代表性。

于是他后来的战略转移到在内部斗倒民政党，以防止马华被边缘化。也许他要感谢行动党在1974年把人民进步党在霹雳推倒而少了一个对手。接着在1977年当巫统赶走回教党后，李三春认为时机已告成熟，乃在1978年开始向民政“开刀”。目的无非是要向巫统展示马华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在西马）。

虽然李三春在任期间无法得偿所愿，但也多少表现出马华不再窝囊；尤其是他本身在1982年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而胜出也让巫统对他刮目相看。即使如此，他也无法挽回马华在国阵内虽名为老二，确不是真正老二的地位，只能忝为国阵的成员党之一。

1983年李三春之后的接任者，终于尝到政治苦果。在马哈迪强势领导下，又是受气多过挺腰面对强权。唯有在本届大选后，我们才警觉李三春当年之所作所为原来是先知先觉，不是杞人忧天。如今阿都拉选后坦然接受民主裁决并决心改正弊端，正好给黄家定一个大胆直言的机会，以改变马华的屈从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家定有必要领悟李三春当年的苦心是不希望马华被矮化和出现一党独大的格局，因此当下马华求变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民政不愿离开国阵，马华就需要主动启开谈判合并之门。既然黄家定的策略是与民政“和平共处”，而不是李三春时代的“一山难容二虎”，就不存在消灭一方之说，而整合不一定是合并，可以先成立联合工委会，以形成一个较强大的政治实体，才来探讨下一个步骤。

一旦马华民政变了，再加上国大党与进步党整合，兼之又影响东马九个成员党形成一个队伍，巫统自然要相应改变，无形中也打破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又回到联盟时代多元种族缺一不可的合作体。
这样一来，所谓李三春的“先见之明”，也因时局转变而成为一条政治大道理。换句话说，联盟也好，国阵也好，虽然是种族性政党的结合，但相互尊重，多元取向，而不是唯我独尊，从而彰显其非种族性理念才是当务之急。若是保持原状，言而不行，只能自我设陷。因此黄家定与其守株待兔（等待巫统自我转变），不如坐言起行，为马华打开一个新政治局面，促成国阵重新组合。这也是李三春所要做而做不到的政治议程。

（原载于2008年5月9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