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审视 巫统与回教党的合与离

当首相阿都拉于7月20日率先揭露他已跟回教党“高层决策人”先后进行三次会面后，基本上外界开始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但究竟是“深谈”或“浅谈”，大家不得而知。至少这证诸一件事：政坛上较早的传闻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双方有了互动。于是人们脑海里马上浮现一个大疑问：巫统与回教党可能共同治国而结成一个“马来主权”的政府吗？人民联盟会不会因此三缺一而功亏一篑呢？在国阵内的非马来人政党又如何应对？在新的架构下他们有没有适当角色扮演？

这一连串的问题虽不是杞人忧天，但也不能置之不理。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和角度来审视这个与国家未来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态呢？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巫统与回教党的历史渊源，以便对两党之间存在的既爱又恨的微妙关系有一个认识。换句话说，用历史的眼光来厘清两党之间的“异与同”。

当1946年巫统成立的时候，马来人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不论是民族主义分子或宗教主义分子，他们都是朝向马来人大团结的目标整合，其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抛出的“马来亚邦联”宪制（Malaysia Union），结果巫统与统治者的合作，取得了胜利，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的新宪制，取代了“马来亚邦联”。

可是巫统在拿督翁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政治，导致了在巫统内的一批宗教学者与巫统宗事务局意见分歧而另起炉灶，成立了回教党。此事发生在1951年11月24日。

巧合的是，回教党的成立是发生在拿督翁离开巫统后的事。拿督翁是在1951年8月21日辞巫统主席职，而在1951年9月16日自行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更名为国家党）。这就是说，在“马来亚独立党”成立时，尚未有回教党，拿督翁是准备用新党（走多元路线）来和巫统争夺政治主导权。

至于回教党草创之初，大本营是在威省甲抛峇底，也就是现任首相阿都拉的家乡，而阿都拉的父亲早年也与回教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这个党在1952年的党员不超过5千名。首任主席也是来自巫统中委的阿末弗（ustaz haji ahmad fuad）。原先是个较侧重宗教活动的组织，直到1955年才正式注册成为一个政党，并参加当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同时把大本营移到东海岸，以吉兰丹为基地。由此可见，它和巫统有历史的情意结。

回教党坚称它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之上，与巫统有思想上的分歧（借用署理主席纳沙鲁丁语），也服膺于民主斗争，因此它从来没有放弃参加大选。
‚巫统在1955年的普选大胜，打败对手拿督翁的国家党后，在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下，一马当先争取独立，但其合作对象是马华和国大党而不是回教党。

1957年马来亚独廿时，巫统已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主流，也通过联盟组建政府。

反观回教党在1955年普选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后（在吉辇赢得一个国席），就决定自行上路，把巫统当成对手进行斗争。因此，不论是独立前或独立后，回教党并没有把巫统当成合作伙伴；同样的，巫统也认为回教党势力有限，无需通过双方合作来达致马来人大团结。它十分地自信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权益。

然而1959年的大选，也叫巫统对回教党另眼相看，后者崛起成为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州政府，奠定它的势力范围根植于东海岸。

虽然事后有所变化（失掉登嘉楼州政权），但不变的是：吉兰丹是回教党无可争辩的地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1956年起直到1969年，回教党在民族主义者巴哈鲁丁（原左翼国民党主席，1950年被查禁）的领导下，一直和巫统针锋相对，彼此没有共识，也不曾诉诸种族和宗教上的团结。反而是回教党与其它反对党，如与社阵有合作与默契的空间，共同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

ƒ1969年大选联盟失利及随后爆发“513”种族流血事件，整国家政治重新洗牌，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拉拢各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接着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回教党就是在新形势下摇身成为执政党一员。但接替巴哈鲁丁成为回教党魁的阿斯里不是高瞻远嘱的领袖，为了眼前的利益他把回教党纳入主流，表面上看来很风光，实则他开始把回教党引入迷失的阵图中。

因为回教党的参与国阵，不是与巫统平起平坐，而是局限在吉兰丹，也只有一名内阁部长（就是阿斯里本身，后来才增至两名），不得不听命于巫统的指挥棒。

必须正视的是，回教党只是国阵其中一员，不居主导性的地位，充其量与民政的加盟不相上下。接着下来回教党感觉到在国阵内浑身不自在，而且又面对吉兰丹州政权被巫统分化的危机，也就埋下两党失和的“炸弹”。

回教党的异动和与巫统的矛盾加深，激化了巫统主席胡先翁在1977年 把回教党开除出国阵（回教党宣称它是自行离开的），从此回教党落得一无所有。

例如1978年的大选，回教党失去丹州执政权；国会议员只剩下6席（原本在国阵时是14席）；1982年的大选，回教党有退无进，国席剩5个；1986年的大选，更是“泪水盈眶”，只剩可怜的一个国席和2个州议席。

这惨痛的教训是回教党参加国阵后带来的后遗症。它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最大的反对党竟沦落成几不成形的反对党。虽然他们一方面可以指责阿斯里把党导入迷途；但在另一方面对巫统显得“势不两立”，甚至有“咬牙切齿”之恨。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1981-2003）。马哈迪边缘化了回教党。造成回教党一向以来对马哈迪没有好感，虽然马哈迪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出巫统时，曾与回教党来往频密，但只是权宜之计，未曾推心置腹。

一直以来，回教党对失败耿耿于怀，因此在阿斯里（1982年卸主席职）之后，回教党一直寻找一位政治彗星来使党重新站立起来。他们最先挑中的是年轻有魅力的安华依布拉欣，因他是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的领导人。在安华婉拒后（1981他加入巫统），回教党直到1989年才找到一位政治领袖。他就是来自吉打的法兹诺。在东姑拉沙里（离开巫统组成46精神党）的协助下，回教党终于在1990年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吉兰丹州，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就此而言，回教党与巫统之间除了斗争，还是斗争，合作之门已告关闭。

法兹诺的策略是立足丹州，放眼全国。1999的大选，借安华效应（安华在1998年被革职而后成立国民公正党，并在1999年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结盟成替代阵线），回教党大放光芒，不仅保住丹州政权，而且夺下登州政权，更有27尊大炮射入国会，气势如虹，阵势前所未有。巫统终于看到回教党的威力十足。回教党也因之认为宗教力量发挥作用，开始与巫统争夺回教诠释权。

在这之后，马哈迪穷于应付回教党的凌厉攻势。一方面他建议与回教党召开马来人团结大会；另一方面他在2001年也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目的无非是一边要求合作，一边鼓吹宗教。即便如此，回教党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召开所谓的马来人大团结会议；更进一步，双方在回教国课题的斗争不断升级。马哈迪在年事已高，且在位太久的无可奈何下，选择在2003年退休，让位于阿都拉。

回教党则得势不饶人，在法兹诺（2002年逝世）之后的哈迪阿旺接位，同样打出与巫统抗争的宗教旗号，而且旗帜明显地拥护安华而不是巫统。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必要也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当下的所谓巫统回教党联合执政事，但它必须结合历史的来看待回教党的动向和现实诉求：

其一、在308大选过后，巫统向回教党伸出橄榄枝乃人之常情，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过去有过合作的记录，没有理由现在不能再谈。

巫统之所以向回教党招手，出自政治考量。因为它意想不到安华在大选过后不到一周，马上组成“人民联盟”，形成一个铁三角。如果要打破安华的布阵，除了向回教党表示友好外，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途径。

回教党方面，因为已是属于胜利的一方，固然以逸待劳，无需拒绝巫统释出的善意。就这样，两党的会谈也就在暗中进行了。

其二、从近日抖出的内幕也许是惊人的，那就是回教党被献议合组雪州政府。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

如果依此类推，霹雳州若换政权，也是回教党人做回州务大臣。

这样一来，在吉兰丹、吉打、雪州及霹州皆由回教党人当州务大臣下，显示巫统准备与回教党“分享半璧江山”，条件可谓十分诱人。

再往下，回教党占有5名以上的中央内阁部长也是预料中事，以显示巫统的诚意。

但如果巫统这样开了先例，它如何在国阵内向其它成员党交待？它又如何安抚国阵成员党的不安？这些都是未详加考虑的，因为巫统也不知道回教党要不要作一个大改变。

可是为什么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等人带头与巫统洽谈后，仍然搞不出一个名堂来？那是由于回教党存在的阴影挥之不去。过去它也曾和巫统合作，但当巫统势力再稳固时，就是回教党灾难的开始。因此它不得不防其中的奥妙是否是权宜之计或长久之计？

还有，回教党人承诺安华在先，在宗教信念下，当不会背弃安华在后。若一下子来个180度的转变，并不是回教党的传统，也不符合回教斗争的理念。就一般理解，回教党一向强调宗教上的整合与团结，不认同种族的强调。它不认为走种族主义是正确和可行的。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常为人所忽略，那就是回教党不愿再做“后备轮胎”。过去它曾为巫统执垫，让它在“513”后再造辉煌。结果到头来是回教党“两头不到岸”。

这就是为什么回教党与巫统即使有“三轮会谈”，也谈不出一个结果来的症结所在。

其三、阿都拉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揭盅，也是为了舆论所需，以造成一种印象（或压力），让回教党看到两党合作的迫切性。巫统的鼓掌叫好，自然不在话下，但回教党这边可就意见多多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究其因是今天有难的是巫统，不是回教党，没有理由用回教党去救巫统“拨乱反正”；再者，回教党今天已意外地执政吉打和霹雳州（皆由回教党人任州务大臣），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岂可轻易放弃？

与此同时，安华最近发生的“鸡奸疑案”，看来对回教党未有太大的冲击。安华依然是安华。他过去曾协助回教党打造新形势，今次也使回教党成为最大的赢家，让回教党走进城市。单就这一点，回教党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在它看来，巫统不会提供它这样的平台，至多也是让它保有在马来地区的势力，安华则给他们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四，相比之下，回教党依附安华取得的优势较之任何时候都要大。撇开饮水思源不谈外，在现实的基础上，回教党在人民联盟中有公正党罩着，怎么样也不会吃亏给行动党。回教党今天所要的是国家改革和廉正的实现，就此而言，巫统似乎还需要取信和说服回教党，它正致力朝改革的方向走，但政绩尚待考验。

显然阿都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几个招数，也一时抵挡了安华的夺权攻势；也为纳吉护航；更在打乱民联的步骤上，取得一定的效果。不管巫统与回教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巫统已成功提醒了回教党的职责和其命运是与巫统休戚相关的，进而动摇“人民联盟”的合作根基。

从这样看来，所谓巫统回教党合作或联合执政事，可以解读成属于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目的是争取时间来稳定政局。既是政治手段，我们就无需对种族主义的抬头过度担心。因为两者之间隔了一层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所以说，巫统和回教党的会谈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政治游戏。志在制造有利舆论，不在于是否开花结果。毕竟历史已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是“合而不拢”，“拢而不靠”。“交流”可以，“交心”也就点到为止。说白了，巫统还是巫统，回教党还是回教党，还不需要“再转变”。今后会否有下文，系于安华下一步棋怎样走？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