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在山区生活能够坚持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靠得是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仰。即便生活再苦,日子再难,他们都这样熬过来。这个理想和信仰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必定实现,最后必然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当日本投降(1945年)又迎回英军之后,马共只享受短暂的公开生活不过三年光景,又于1948年走进森林重过游击生涯。因为他们有一股为理想而战斗的激情,与英国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所谓的“势不两立”,在左翼份子眼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抑有进者,他们也认为英国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变成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必须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就这样有一些青年不与资本主义妥协,前仆后继地上山打游击。从抗英斗争到独立后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贯穿着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就是通过教育被强化了,以致在森林打游击的人对人生具有信心。
我们在参观营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简陋的礼堂(各个营寨都有)。它是多用途的,即可开会,也可吃饭,更可以变成一座学校。它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一个灌输思想的学校,上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肖像。这些的历史伟人都已一一作古。问及前马共他们从中学到什么,就只有简单的答案:对信仰的执着。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但不论是什么信仰,只要是信仰,一定有信徒为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马共也没有例外。
举例来说,基督教奉耶稣为神,佛教奉释迦牟尼为神历久不衰,是有一股宗教力量让信徒忠贞不渝。同样的道理,在马共内也有另类信仰,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
马克思(1818-1883)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也是犹太人的儿子,后来信仰他的人或者只能从其言论中了解马克思其人其事,但他一生中被认为最伟大的贡献是与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及出版名著《资本论》。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易被消化的,也只能是大学的教材。偏偏他的思想被简化成一个单行道的理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不断向前滚动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过程,虽然其间是漫长的。
接着马克思则预言资本主义也将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他把社会的改造和制度的改变赋予工人阶级来领导。于是无产阶级成为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最具威力的炸弹。
毛泽东就是沿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放中国,因此在抗日的过程中(1937-1945)出现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思想成为“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它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化身成了马克思在亚洲的继承人,有了正统与权威地位。
当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毛泽东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的守护神,因此在60年代毛泽东被神化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的。
在这个时期约1965年起,马共在边区设立了马列学校和党校,就是向马共提供单一思维的教育,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把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把后来成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批判为“社会帝国主义”;更把英国形容为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
他们也被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共产世界也会被提供机会来取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思想的武装”。当思想被武装起来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斗争格外信心,即便是牺牲与受伤了,也是为信仰而作出奉献。
我问前马共党员他们有没有想过脱离森林生活,他们说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份留在山区的马共已习惯了这样的斗争生活,因为心中有信仰,脑中有理想。但他们不讳言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不深入的,甚至是囫囵吞枣,未尽消化。这也难怪,这些经典之作对大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知半解的,除非是经过专门研究,才会著书立论,否则只能当教条来背。
不过当他们看到马克思的遗像时,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不一定要读懂他的全部思想,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列宁和斯大林如何解放苏联和统治苏联;更为主要的是要了解毛泽东怎样打下江山和怎样解放中国。就这样马共从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从不间断地开办党校,目的无非是让党员对信仰不动摇,对斗争不绝望。也因为这样,他们坚持到1989年在国际政治大环境改变下,才有了合艾和谈,体面与尊严地重返社会。就此而言,马共的党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性的。(第五篇完)
(原载于2008年9月8日《号外周报》 第3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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