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欧阳修的“朋党论” （天下纵横）

有位从政的朋友，读了欧阳修的《朋党论》后有些失望，因为欧阳修所指的“朋党”与他所理解的“朋党”不但不能对号入座，而且意思相差甚远。

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在当下社会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贬义词，意指某些有权势的人，对自己的亲信“结党营私”，进行“利益输送”。凡是能获取的利益，先归给自己的小圈子得利，即便因此损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地让自己人占尽便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党（crony）。换句话说，有权势者组成了自己的利益利集，或残人以自肥，因此为人所不齿，也就把这样的人称之为“朋党”，是人民所不能苟同的“公器私用”或“假公济私“的行为。

还有一种情况是除了金钱外，也包括权力的输送与分配，以结成一个亲信集团，控制了既得的资源。因此，“朋党”也可以建立在权力分配之上的小集团。它们所发挥的能量，要看掌控大局者有多大的权力。权力越大利益就越大；反之权力小者利益也相对减少。但不变的定律是：“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化”。“朋党”也就变成十分负面的形容名词。

就此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也有他的看法。但我们在解读他的文章时，有必要了解他写这篇文章的年代和用心，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欧阳修的看法与现代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欧阳修是宋朝人（1007-1072），距离我们有近千年之久。他年少家贫，但十分好学，也有傲气，对唐代的韩愈最为崇拜。久而久之，他竟成为继韩愈之后的另一位古文大家，与宋朝苏东坡齐名。

有了学问的欧阳修在24岁那年，范仲淹因事贬官，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结果也触怒皇帝而被贬官。在当时为范仲淹说情的人都被贬职，被人称为“党人”。他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而后被仁宗皇帝（继景祐帝之位）赞他敢说直话，赐他五品朝服，并说他是难得的人才。

欧阳修在文章中把“朋党”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真朋党；另一类是假朋党。他开头这样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但在欧阳修看来，小人的“朋党”是假的，他说“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因为一旦利益冲突，便翻脸无情。这种“以利为朋”是很虚伪的。因此他说：“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变疏，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由此可见，欧阳修心中的假朋党，就是今日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一批因利而相互利用或相互勾结者；一旦无利可图，可就六亲不认，朋党也就消失无踪。这种因利益而结合者，即便结成“朋党”也不能持久，是假情假意的。相对来说，欧阳修认为“真朋党”是存在的，而且值得推崇，正如他为范仲淹仗义执言，既不为利，而是为义，何错有之？他这样说“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既然两者间有天渊之别，欧阳修这样奉劝当权者：“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还举例以证诸他所言非虚，例如荛舜帝之所以大治，因他们结君子为朋党，疏小人之伪朋。而不惜用君子者，就如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日为党人；及黄巾贼起（黄中起义），汉室大乱。又如唐晚年昭宗时，杀尽朝之名士，而唐逐亡矣。

这就点出当权者若不善用人，而是对君子与忠心者大开杀戒，误把小人当朋党，也就掉进伪朋党的陷阱而误国误民。

其实，欧阳修这样的解释“朋党”，在今日看来是有些混淆，因为“朋党”既是负面的，又何来分真伪？在此，我们无妨把欧阳修的“朋党论”拿来这样的理解，或者有助于厘清什么是“朋党”？因为在他所处的年代是封建社会，他不可能测知资本主义的社会已把“朋党”列为贬词，不再分什么“真朋党”和“假朋党”。因此不能怪欧阳修对“朋党”所定的下义。

无论如何，在今天来说，对欧阳修的“伪朋党”，我们一概将之归纳为“朋党”，让它具有贬斥的含义，用以警戒一些所谓有权势的至亲好友，最好不要结成“朋党”诱使当权者见利忘义，忘记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职责。这样一来，一个没有朋党的当权者就会不受朋党的谗言所误导。

另一方面，欧阳修的“真朋党论”，也应该改称为“团队”，而不再使用“朋党”一词，也就容易分辨其中的不同。因为每个当权者都要有团队，才能天下大治。而所谓的团队是建立在同道，同心的基础上，不营造“朋党”。

一旦我们将欧阳修的“朋党”作了划分和赋予新的含义后，就不会感到混淆不清。当然，团队也需预防小人潜伏其中，而逐渐将团队变质成朋党，那就是大不幸了。若未及时察觉或为慎防，君子也会变小人的，人们不得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