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著名作家方北方于2007年11月11日走完他的一生,享年90高龄。他的一生与文字为伍,写作不辍而成为一名多产作家(共结集出版27本著作)。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成功文人的典范。但他一生在创作上也有所争议,那就是在晚年时面对一位来自南马而成为台湾现代派学者的黄锦树对他的著作的彻底批判。
究竟黄锦树批判他的论述是怎么一回事(在多年前已引起热烈的争辩)?倒是可以拿来温故知新的。
在题为《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著作中)的文学批评文论中,黄锦树针对“现实主义文学”,对方北方的作品进行抽丝剥茧的批判。
他的主要目的正如马华学者何启良所说,“并非针对方北方的个人成效,而是马华现实主义的总体。”换言之,他是借对方北方的批判,进而否定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和可取之处。
何启良认为黄锦树的大胆立论,是属于左右开弓,但却是最彻底的批判了“现实主义”﹕“他不是从现代主义来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以更宏观、更苛刻的文学理论和标准来探讨后者(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抨击特别猛烈)。”
他还指出﹕“黄锦树搞乱了马华文学历来形式与内容,外在和内在,手段和目的的区分,混乱了现实主义者坚持的信念。”由于“黄锦树凌空而降,毫无顾虑,横来直往,打破了一些规律,杀伤更多的人,却无意间为马华文化批评增添多一份反叛和逆流。”(1)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方北方不曾自命也不是左翼作家的典型,更非革命文学中人,而是一位勤于写作思想具有现实主义,但严格来说是写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成就是著作等身,但不能归类为左翼作家的代表,也非现实主义的旗手,拿他作为典型人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对他来说是过于苛责的。
黄锦树敲山震虎地说﹕“从他(方北方)的《花飘果坠》(马来亚三部曲长篇小说之三,之一是《头家门下》,之二是《树大根深》)这部大量抄袭社会言论的非文学作品文学实践上的彻底完蛋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华现实主义在廿世纪末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文学的)的双重破产。在「思想正确」的大旗下,所谓的「马来亚三部曲」原来不过是一滩淤积著泥沙、废木、言论与意识型态废弃物的死水之塘而已。”(2)
与此同时,黄锦树也从方北方的“文艺理论”中找出狠批现实主义的论点。持平而言,方北方的「文艺理论」大多数是引自方修的,但也加上自己的不明确的意见,才引致黄锦树当成“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的“权威”来批判。最关键的一段是方北方对现实主义文学下了这样的定论﹕“马华作家的创作主流是继承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而发扬批判现实主义,走积极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从而鼓励三大民族的和谐,促进人民的团结,发挥爱国主义的精神,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而努力。”“作品的中心思想既然与国家意识脱离不了关系,国家意识于是形成了作品的风格。风格的成立,自然决定了作品的内容,从而也决定了作品所表现的形式,所以内容充实的作品,表现那些作品的形式,自然而然也美化起来,因而达到思想和艺术的统一”。(3)
这一段与“现实主义”(马华左翼文学)一向以来所强调的“文艺大众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思想是与集体主义相适应的(此指劳动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化意识。同时要记住它和反现实主义是划分界线的,不要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灰色思想。唯有在内容上有人民性,在形式上又是群众性的作品才是大众化的作品” (4)是格格不入的。方北方没有摆明立场,也没有清楚解释什么是国家意识。亦没有交代国家意识如何与现实主义挂钩而形成“新”的理论?
这就给黄锦树抓住“口实”批判为“国家意识决定论”,是在为“当政者立下政治宣言”,进而推论方北方是“引用中国的当政者的教条主义扩大为国家主义,把它和当地的国家主义衔接上,而把原具有左翼色彩和对国家机器的批判性消弭殆尽。他的辩证性的命题片面化为「所有的宣传都是文学」。以致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被国家意识所决定。”“这样的政治宣言化的文学言论,宣告了马华现实主义理论上的破产。”(5)
黄锦树显然认定方北方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派,加上他的理论是从方修和中国吸取灵感出现了被认为不协调和互相矛盾之处,因而批判方北方正可让人看到现实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和破产。
这意味着批评者将方北方与现实主义画上等号。而事实上,根据笔者所认识的方北方,他从来不是反现体制的,一向处事谨慎,避免惹祸上身。思想上可以认同左派,行动上是自我设限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学理论中所鼓吹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是马来西亚国家意识论”看出他是与左翼文学理论不调和的。当左翼文学在反马来西亚时,在走向革命时,他是靠边站的。他既没有深入的剖释什么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什么是“国家意识”?就有了上述的说法,只能说是他个人创作方向的表白,不是所谓当时的现实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文艺理论虽然是比较“务实”和单薄的,但思想是中庸的,试图给现实主义作新解,未想弄巧反拙,招来毫不容情的批评。虽然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形容为现实主义作家,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因此,批判他的“理论”和“创作”并不代表现实主义理论的完全破产。相对来说,批评者则被认为是对一位老作家的成就的另类否定,难怪有人为方北方“打抱不平”。
无论如何,方北方留下的文学遗产也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政治左右文学的大变化的时代(或称革命文学或称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所面对的“非左即右”的挑战和难以“左右逢源”的窘境,但今天来看方北方的文学遗产还是有其被肯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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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何启良著《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十方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09-115页。
(2) 参阅黄锦树著《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 - 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1997年,台北。黄锦树是柔佛州人,毕业于台大,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在大学任职。是90年代崛起的批判学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3) 参阅方北方著《马华文艺创作方向》,收录在《马华文艺泛论》丛书,第15页,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出版,1980年。
(4) 参阅忠杨著《文艺与人民》,草原出版社出版,1962年.
(5) 参阅黄锦树著《马华现实主义和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1997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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