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声中看独中未来 （跃马扬鞭）

308大选后，因为政治版图的改变，也使到华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关怀，最明显的是霹州政府宣布拨地1千依格供9间独中进行农耕活动，以所得养校及槟州政府宣布每年拨款1百万元供州内的5间独中，以进行软硬件设施的改善和提升。

而在这之前的吉兰丹州政府也宣布拨地1千依格给州内的中华独中。但情况进展如何，尚未在报上阅及详情。
至于雪州政府及吉打州政府还没有针对援助华教事作出宣布，我们不知道何时会送来喜讯。

上述5个州是属于民联执政的州，也是308大选带来的新格局，因此它们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引起格外的关注，因为在我国的历史上，是首次出现反对党跃居执政5州的局面，自然有关州属的人民期望带来改变。但能改变到什么程度，言之过早。

至于仍然由国阵控制的中央政府及另外的8个州，基本上政策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也不会对民联的举动无动于衷，毕竟教育是一个大课题。如果民联的举止也能刺激国阵对华教的政策作适当的调整，也不失为良性的竞争。
不过，一项不争的事实是：教育政策归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各州政府所能做的，也有其局限。因此华社也不可能期望州内的州政府一劳永逸解决华校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例如拨款或拨地给所属的独中，只能在经济上有所帮助，不能有釜底抽薪之效。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欢迎相关州政府的“拔刀相助”。

事实上，如果我们检视华校自独立后所面对的问题，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华校就与政治挂上钩。换句话说，华校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政治生态，也注定华教这一条路是与政治的道路交叉在一起，而且也跟着政治在不断地转变，无法让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

不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独立之后，华校都是在华社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例如第一间新式华文小学在1904年由中华小学开头；而第一间华文中学则是在1923年由钟灵中学算起（它在1917年先创设钟灵学校而后发展为华文中学）。这固然是因为康有为及孙中山先后来到新马宣扬兴办学校有以致之，但他们也带有政治的功利主义，以为他们鼓吹的政改和革命争取支持。

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华文小学有1342间，华文中学有70间。但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而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就大大地改变华校的结构。除了所有的华文小学必须在1962年转型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不受争议外，华文中学的改制就引发教总主席林连玉的抗争。在他的号召下，还是有54间华文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成为政府控制的中学），只剩下16间不接受改制而成为独立中学。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公民权被裭夺）。

较后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增办独立中学21间，使到西马的独中增至37间。另一方面，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沙巴和砂拉越的华文中学也有一定的变化。前者有独中9间，后者有独中14间。这样一来，东马共23间，与西马的37间合起来算，总共是60间独中。

而改制的中学在西马也从54间增至60间，东马则有18间（沙巴8间，砂州10间），合共78间的所谓国民型中学。在改制学校中，不论中学或小学，如果校产不属于教育部，都被归为半津学校，必须自行承担建设费用。全津学校即指校产归政府，但数目有限。例如在目前的1291间华小中，就有800间属半津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华社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不但要集资建设半津国民型小学，也要负起半津的国民型中学（如今已统称国中）建设费。例如槟城菩提国中迁校就需要华社投下3千万元，再加上独中长年累月需要华社资助，在在反映出华社有力不从心之难。因此华基政党若能在这方面寻求突破，给华社更大的支持与促成中央政府对教育一视同仁，则许多教育难题或会迎刃而解，也会减轻华社的压力。

只要对华校的未来有利，即便政党为功利主义而协助华校，也还是被欢迎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反对各华基政党通过政治竞争来使华校从中受惠。就此而言，民联也应把华教问题提上日常议程，打出其教育政策，当会比个别拨款来得更有效；尤其是全马60间独中，已是时候需要给予实质援助和更大的支持。毕竟独中也同样为国作育英才，不应被边缘化。

刊于2008年12月22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