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的革命情怀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应美里客家公会会长拿督陈华贵部长之邀，于十一月廿九日在美里客家公会庆祝50周年纪念的座谈会上就客家人的政治倾向发表演讲。另一位主讲人是赖观福博士。以下是谢博士就客家人的移民、政治倾向及信仰和教育作出简述，题目是《耕读传家的革命情怀》：

今天来到砂拉越的美里，一个客家人麕居的城镇，正好给我机会演绎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精神。

我们客家人早期从中国南移至马来西亚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的祖先源自中原也是有史可考，及后来到戆闽粤三角洲建立起一个依山而居的贫瘠之地也是我们熟知的。虽然有史家认为客家人不是纯种的来自中原，而是与当地的畲族交流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民系，但有人则认为客家人是当今最纯的中原人，传承了中原文化。这种不同的意见并不影响我们来自于中华民族的史实。即便南迁的客家人与当地的“土著”（畲族）有所通婚，也没有改变客家人的本质，而且也从未中断我们的“耕读传家”的美德。单就这一点而言，客家人是纯朴可爱的，也是知书达礼的民系。因此身为客家人，我们应以此为荣。

我们客家人是怎样南迁的？又是什么因素要南迁和南迁后在那里落户已有多位学者研究，但我要提及的是东西马的客家人南来的时间表。

在我参阅书籍和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移居东马的客家人与移居西马的客家人的路线与年代有一些的不同，但又具有一个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南迁的年代东马较西马为迟（指大规模的南迁），所相同的是客家人在时代的冲击下，仍然坚守它们与生俱来的客家精神；尤其不忘“耕读传家”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从东马的客家人来看，正好体现了客家人的这种特色和本质。虽然在时代的大潮流下，一些地区的海外客家人的下一代已因环境的改变少操客家话或不会讲客家话，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身是客家人，也本能的散发出客家精神。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客家人不论在马来西亚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仍然坚持客家理念和坚守客家的心灵阵地，内心被赋予所有客家人认同的“我是客家人”这一不容改变的事实。

由于这样，我们有必要简述海外客家人形成一个体系的过程：

1. 受太平天国的影响：

根据我的了解，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比较有规模的南迁是始于太平天国的年代（1851-1868），也就是史书所说的客家人第五次大迁移，年代由1851年到1911年，达60年之久，主要集中在西马地区。在1911年后，称为第六次大迁移。

巧合的是，领导“太平天国 ”革命的是客家人洪秀全，他是嘉应州人，在广西金田起义而于1851年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与清廷相互对峙，历时17年之久。其他领袖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乃至忠王李秀成也被列为客家人，开创一个“洪家天下客家兵”的局面。虽然最后“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它所播下的种子和它带来的影响造就了海外的客家人在不同的地方头角峥嵘或落地生根。一项不可否认的历史是：马六甲的华人传教士梁发印发的“劝世良言”（1832年），成为洪秀全革命的火种。

在这方面，西马比较突出在太平天国前后的时期带来了一批在后来成名的客家先贤。这些人包括了：

(i) 开辟吉隆坡的叶亚来（1837-1885）。他在1854年南渡，在1868年成为吉隆坡甲必丹。1870年建改吉隆坡，直到1880年由英国接手。

(ii) 开辟太平的郑景贵（1821-1898），既是矿家，也是甲必丹，又是海山头子。1874年的邦咯条约就有他参与在内，打开英国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之门。

(iii) 第一个发行钞票的郑大平（1876-1935），他是郑景贵的儿子，在1918年获准以个人名义发行钞票，足见他腰缠万贯。

(iv) 开辟怡保的姚德胜（1859-1915）及胡子春（1859-1921），后者是郑景贵的女婿。

(v) 第一任领事（清朝驻槟城）的张弼士（1841-1916），他也是殷商，在印尼发迹，在马来西亚及中国成名。
第二任领事张煜南（榕轩）（1851-1911）
第三任领事谢春生（荣光、梦池）（1847-1916）
第四任领事梁碧如（廷光、广辉）（1857-1911）
第五任领事戴欣然（春荣、喜云）（1849-1919）
从1893到1911年的五位清朝驻槟领事，俱是客家人。

(vi) 及后在1912年，孙中山委任戴欣然之子戴淑原为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直到1930年。戴淑原在1939年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在槟城成立了槟州客属公会。

(vii) 在东马南方面，它的移民潮与太平天国虽扯不上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

嘉应人罗芳伯（1738-1795）于1777年在印尼的坤甸建立大唐总制，出任大唐总长19年，被誉为第一个有共和政体的统治，一直传到10代，共104年。最后在1884年被荷兰殖民地占有。他比洪秀全更早70年就懂得在海外“闹革命”，且有成果。

抑有进者，他的门人刘善邦于1830年率3000人由坤甸进入石隆门，成为客家子弟第一批入住砂拉越的移民。

到了1857年，其“公司”人员已增至4000名，但詹姆斯布洛克拉惹（第一代掌权者，1841年），为控制石隆门而与刘家军产生冲突，后者终被镇压下来，客家人又四处浪荡。自此移民潮暂时受挫。

到了第二代拉惹查尔斯布洛克（1868年）上位时，砂州的华人（以客家人为多）增加的数目十分有限。在1877年时，也只有7千名人数。（1917年第三代拉惹威尔纳布洛克继位。1946年（战后）直接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

虽然刘善邦及王甲领导的客家帮不敌拉惹的军事统治，但他们的抵抗精神反映出具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本色”

(viii) 同样的，东马的沙巴移民也是始于太平天国之后，但数目不多。1881年英属北婆罗州渣打公司开始统治沙巴，开始大量引进华人，以客人为多。1920年新移民条例公布后，更多华人南移，又是客家人居多。这也是为什么沙巴的客家人占华人20余万人口的57%之高。

由于沙巴的移民都与太平天国及孙中山的革命扯不上直接关系，因此沙巴的华人没有“革命”的行动，也没有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这也与沙巴华人（客家人）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分不开的，例如沙巴的客家人是于1912年后通过教会的组织(Basel Mission)较有规模被引进。吊诡的是，洪秀全的一位兄弟洪天佑早前也避难至沙巴，其儿子洪日升更在后来出任山打根副县长，有些不可思议。

2. 受教会的影响：

太平天国是信奉天主和基督的，而孙中山（1866-1925）也是基督教徒。他继太平天国的60年后，成功地在1911年领导辛立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成为当代的政治伟人。
由于先后受教会的影响，早期南来的中国人，特别是客家人也与教会建立了探远的关系。举例来说：

(i) 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是最早有客家人定居的地方。一座天主教堂就在1854年成立起来，距今已有154年的历史。早期因有许多客家人是教徒，也使用客家话传道。直到今天，登记在此教会的客家教友不下2千5百人。由此可见，教会也带动了客家人在浮罗山背落户。

在南迁者中，至少有百人是太平天国的志士，他们随身也带有太平天国的铜钱来到浮罗山背避难。自然他们也是教会中人。

(ii) 在砂拉越，也在1848年引进了圣公会，引导了客家人成为教徒，客家话成了通用语。1920年美里有了圣公会。

1881年，天主教又来到砂州，其会友至今也有逾万名。还有在20世纪初期，通过黄乃裳的关系，卫理公会也在诗巫发展起来。

(iii) 在沙巴州，客家人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更是渊源深厚了。不但是客家人，连卡达山人，也成为教徒。由此显示沙巴的客家人是比较独树一帜的。

3. 受政治的影响：

客家人因为具备洪秀全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敢于反抗和斗争，因此在20世纪“五四运动”过后，就有不少客家人参加革命斗争。毛泽东在30年代初期在井岗山建立根据地时，就有不少客家人参与其中。

30年代在西马成立的马共，初期的领导人也是以客家人和海南人为主。40年代，我们也发现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是个“小延安”，而且领导人中以客家人为骨干。及后参与公开的左派斗争，也有不少的客家人。

在东马的砂拉越，当地的客家人也不落人后，他们在反殖的斗争中扮演要角。在1959年参与成立人民联合党，组成左翼阵线。

在60年代，又有一批人走入森林成立砂共。当中客家人也占一定的比例。直到90年代后才完全放下武器。虽然客家人也有参加右派的政党，但相比之下，卷入左派运动的大有其人。

4. 爱耕种勤读书

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精神也影响客家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他们既务农又经商，但也不忘读书的重要性。例如：
1884年叶亚来在吉隆坡创办私塾学堂。
1893年郑景贵在槟城办“慎之家塾”。
1901年梁碧如、胡子春、郑景贵、戴欣然等联办“崇文社”和义塾。
1904年张弼士创办新式学堂—中华学校
1908年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创办“时中学校”（崇华学堂）
1911年胡子春开办“中华女校”
1914年惠州人在浮罗山背双溪槟榔办“新民学校”

还有芙蓉启华学校，瓜拉庇唠新民学校，吉隆坡中国学校，吉隆坡南开学校，吉隆坡循人学校，怡保明德学校，怡保深斋学校等等都是客家人所创办的。

此外，在东马的砂拉越有1923年大埔人办的大同学校，嘉应五属人办的公民学校。1936年合成越光学校。

在沙巴，1899年的亚庇乐育小学，古东的乐育小学，1905年的古达华侨学校，1908年的山打根双新小学，1913年的启文小学，1819年的斗湖兴华小学等。

由此可见，客家人充分发挥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完全符合了我们所传承和称颂的“耕读传家”的精神。

今天客家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教育上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历史曾造就了一代的客家人为马来西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此意义而言，客家人是伟大的，也是值得发扬的一个民系；尤其是客家精神，更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中华民族的一面光辉旗帜。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