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的热情邀请,参加一项由南院及其他团体(新纪元学院、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及隆雪华堂)联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我得有机会在新山住上三天两夜,算是生平第一次在新山留宿并有时间与老朋友欢聚一堂。
研讨会的主题是“大马新局与公民社会”,来自各地的学者都分别提呈具有份量的论文报告。作主题演讲的是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何启良,他以“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魅惑:治理和抵抗的想象”把大家带入了研讨会的主题。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建立在执政党有下台的想象;反对党有上台的想象,彼此间产生制衡与被制衡的作用。
在这方面,他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与会者去思考和探索。其他提呈报告和参与者都针对308大选后政党的功能与公民社会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有者认为公民社会已告醒觉;有者认为尚未形成一个持久性的运动,往往与政党政治挂钩而模糊公民社会(包括民间团体)的巨大力量。
除了政治课题各持己见和各展魅力外,也有触及华教运动,并将之与308的政治海啸联系起来。他们多数从知识份子和学者的角度来分析与探讨风波的起因和它可能带来的冲击,似乎已把新纪元事件与华教运动联成一体,也就有了许多的想象的空间。
我在参与研讨会的前一天,也应南院传媒中心覃文标主任之邀,向学生们讲述传统报业与电子报的未来。另一位主讲者是庄迪澎。我本身在报界服务1/4世纪,因此对传统报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在后期又在韩江学院搞电子报,也就将两者做个比较与论述,从中发现直到现在为止,电子报仍无法取代传统报业,但不否认它是另类的新媒体,可以避开准证之申请,却又避不开读者的局限性,因此传统报业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我们的电子媒体也是教学平台,无形中也培养了报业人才。单就韩院的毕业生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各语文报(包括电视、电台、英文报及马来文报)服务的已有人在,在华文报更是常见。由此可见,传播系还是有其培育人才的功能。
我在研讨会中有提议三院既然目前暂停商讨联合申办大学之事(各自申办),无妨在科系中进行直接的交流以互补长短,例如南院主导中文系,新纪元主导商业学系,而韩院主导传播系,如此的交流,肯定对老师和学生有一定的裨益。
除此之外,我也借机会在研讨会后的晚上时间与新老朋友交流。在客家领袖韩庆祥的安排下,我有机会结识下几位新山名士,他们是搞华教的黄剑锋。他也是陶德书香楼的主席。我在第一晚就参加他的社团的宴会。得悉这个社团把大量的藏书放在南院,又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历史著作,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殊值钦佩。另一位执业律师林文泰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我惊异他早年读过我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一书而一直念念不忘。听他讲起历史,也是如数家珍,看来他的学问的渊博不是盖的。律师也精通历史者实不见多,林君就是其中一个。
再有一位蔡诗何(江南)虽是新知,但算“旧友”。原来他是《骆文秀传》的作者。这系列文章于80年代在《新生活报》连载时曾轰动一时,后来编录成书也成为受注目的通销读物。不过,蔡诗何也不讳言他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那就是在《新生活报》连载的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在槟城的陈存生(大路)也认为他是作者,而且也曾在报章上刊载了这样的新闻。究竟真相如何,外人也说不清楚。我告诉蔡诗何,陈存生早年经常投稿给《星槟日报》,我认得他,他是一位十分勤力的作者,常用“大路”笔名。如果后来《光明日报》有刊用相关的文章,也不足为奇。但蔡诗何遗憾由于这件事也折腾他一些时日,他不否认是《新生活报》邀他“操刀”的,同时,《新生活报》的负责人也有向陈存生要资料。陈存生就将其所知的和采访所得的资料交给报社。蔡诗何说,文章由他整理下笔而成。
我当然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但因为这件事而引发的不愉快,我也是有所听闻的。虽是陈年往事,倒也是文坛逸事一宗。
蔡诗何原是北马人,他之所以被邀写《骆文秀传》就是因为其夫人是在骆文秀的公司打工,能知晓一些事情。后来蔡君搬到新山,也从老师的岗位退下,目前已是地道的新山人。他在退休之余,另搞一个“读书会”,担任会长。这是一门令人难以想象的活动。原来他教读是毛泽东的“长征史”和其他相关中国的历史。由于有兴趣者大不乏人,他也曾组团到中国一游“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开辟一个新旅游景点。沿途还有上课的呢?我问他有多少人参加?他说是40余人,真是热烈响应。
总之,在新山三天,我收获良多,又结识学术界名士和各有专长的知识份子,也难怪新山的学术风气不输于其他地方。
说来说去,还是得感谢祝家华对学术的一份执著与热情。让知识份子有一个“共策会”进行理性的探讨。由于名士太多,恕不一一尽录。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原载于2008年12月1日《号外周报》 第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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