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裔妇解运动 （直挂云帆）

不知是巧合或是历史的吊诡，当妇解先驱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于1910年在歌本哈根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建议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获得通过时，马来西亚的槟城竟也在同一个时候出现两位“妇解”奇女子，积极地介入政改运动。在当时的保守的社会，显得不可思议。

第一位是在1910年随孙中山（第五次）来槟城搞革命运动的第二夫人陈粹芬（1873-1960）。她是厦门同安人，1891年邂逅孙中山后，便跟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涯，辗转来槟城也是成为孙中山的好帮手：传递革命密函，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影片《夜明》就是揭开陈粹芬的面纱）。当孙中山不久后被“请”出境时，陈粹芬并未跟随。当孙中山领导革命成功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陈粹芬也从跟随（才有了后来宋庆龄的故事）。她在1915年由澳门返槟城隐居，一直到1931年才被孙中山长子孙科接回广州。虽然只身在槟城时未再搞革命，但她也勉强算是半个槟城人。留下这一段美丽的革命传奇。

第二位则是反面教材的槟城人陈璧君（1882-1959），她是马华创党人之一的梁宇皋的表妹，但两人感情交白卷。因为她在1906年时看上随孙中山来槟城宣扬革命的汪精卫，并在1912年在广州下嫁汪精卫。那时汪还是推翻满清有功的革命份子，未想在1938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时，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陈璧君则是如假包换的大汉奸夫人。在汪精卫得势时（1938年）她自任“广东政治指导员”，垂廉听政广东省政务。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而被捕下狱，死于牢中。她虽然早年是“妇解先锋”，但中途变节，留下千古骂名。

这两位与蔡特金同时出道的“妇解份子”，在历史上根本无法与蔡特金相提并论。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掀起中日之战后，我们才又看到马来西亚的妇女勇敢地参加抗日运动。有者也在后来加入了马共或左派组织而光荣牺牲或被驱逐回中国。她们在抗日的年代谱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证明了马来西亚华裔妇女的醒觉是承先启后的，也是与中国当年的妇女一样，早就是妇解运动的中坚份子。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至马来亚独立（1957年）前，马来亚政坛又冒出两位奇女子。真是无独有偶。她们也都是在50年代初期红遍政坛，而且同样是一左一右，各展风采的帼英。

第一位奇女子是马共干部李明（1926- ），她是生于广州而在吡叻长大的刘凤珍，1939年参加抗日筹款。1942年日本南侵时加入马共游击队改名李明，担任支部书记活跃于革命活动中。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又转入地下活动。1952年被英军逮捕，突然成为国际人物受审，甚至连匈牙利政府也献权以英国间谍换李明自由，但不果。

1964年李明在马来西亚坐牢12年后，被东姑政府悄然遣返中国，并下嫁马共领袖之一的陈田。从此在中国埋名隐姓。目前仍健在，住在广州。虽然她的后半生是平淡的，但她的一生走的是蔡特金革命的道路，算是马来亚妇解运动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位奇女子，也是马来亚妇解运动的先行者和民主政治的奠基人之一。她就是出身显赫的叶真宝律师（Nancy Yeap）。她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在1951年应林苍佑的感召，她参加了急进党（后成为副主席之一），并提名角逐加拉歪区的市议员。结果一炮而红，成了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议员。当选那一年，叶祖意（万兴利银行创办人）尚健在，可见他并不反对女子抛头露面，沿街派送传单，举行街头演讲等（叶祖意在1952年逝世）。叶真宝的民主革命精神，也给后世的妇女留下一个典范。

在1954年市议员届满后，叶真宝不再参选，目前在新加坡颐养天年。她在政坛的昙花一现却有意想不到的开枝散叶的络绎不绝的接班人。

例如在60年代崛起的社阵（左翼阵线），就有许多妇女参政。不能说没有受到李明或叶真宝的影响与激励。进入70年代，妇女参政不再是左派的专利，右派的政党也吸引了诸多的妇女赶上时代列车。就华裔政党来说，有1972年成立妇女组的民主行动党；1975年成立妇女组的马华公会；1978年成立妇女组的人联党及1982年成立妇女组的民政党，它们都是意识到女性的重要性而动员她们并组织起来，成为党的右臂（左臂是青年团），尤其是在选民中，女性已占了40%左右，妇女组更是不可或缺。

基于妇女参政的及妇女醒觉对国家政运的重要性，《韩视论坛》于今年1月8日邀请了三党妇女组领袖（马华的周美芬、行动党的章瑛及民政的吴秀丽）出现同台开讲，让她们自由表述党妇女组的立场和未来。我间中建议她们要对“三八妇女节”给予重视，因为在今天来说它已不属左派专利。每个政党都可以和应该庆祝和纪念蔡特金对妇解的贡献，以勉励妇女从事社会运动。

毫无疑问的，在聆听她们有份量的演讲后，也让我们看到女性在政治上不但已经醒觉，而且正沿着前人的道路前进，为妇女解放运动注入新的内涵。但我寄望的是：什么时候，马来西亚会再出现第五位华裔奇女子，为妇运增添光彩？

刊于2009年1月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