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姓“社”或姓“资”？社会主义“大衣”转成“内衣”的解读

在进入分析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及后来的转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这将触及社青团新团长陆兆福所作的不明朗的解释。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根据行动党的元老领袖林吉祥（1969-1999担任秘书长长达30年）在1967年时的解释是﹕“我会将民主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承诺透过集体和社会行动来扩大个人自由，以便为人人提供快乐、有尊严及生活获得满足的平等权利。这个定义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及达致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目标即是一个平等，没有人剥削人的人道社会。”

丘光耀在其博士论文中将这段话演绎成“扩大自由、实现平等”为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核心价值。

在这之前，民主行动党在成立时开章明义地宣示﹕“创造一个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见行动党15周年纪念刊）。

因此行动党创党主席曾敏兴毫不讳言地指出﹕“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从马来西亚的现实局势与需求中产生出来的。”（见同上）

他在1966年（6月22日正式获准注册）党成立时，清楚地表明﹕“民主社会主义是提供唯一有效的非种族路线来建立团结的马来西亚。”接着在1967年的“文良港宣言”中，更进一步明确党的基本政策和原则纲领是追求“以种族平等、社会及经济公平及国会民主制度为基楚的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主义马来西亚的理想。”

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行动党是定位在“民主社会主义”，而这个理念接近于西方的“费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费边社会主义”是兴起于19世纪未期，主要的代表人物萧伯纳及悉尼韦伯。他们是采用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作为社名。主要的观点是鼓吹阶级合作、社会和平、通过选举建立政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循序渐进地运用民主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从这样来看，行动党是走西方式的宪政斗争，不诉诸武力，也不讲阶级斗争，整个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如果没有了民主选举，它的存在就大有问题了。

当然行动党不是自我创造或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它的源头是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李光耀在1954年创立人民行动党时，他无疑是把左派拉进他的阵营，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当时的左派代表人物是林清祥（学运及工运的领袖）。

不过，在李光耀控制下的人民行动党是不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而是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当他在1959年上台执政后，坚持它的费边式的思想，并在1961年与左派阵营公开决裂，后者在林清祥领导下另立社会主义党（社阵，与马来亚社阵同一意识形态），和李光耀对着干，显见人民行动党与社阵是两个不同思潮的斗争，因为后者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子，而前者则没有（社会主义学派的不同由来已久）。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李光耀就将人民行动党搬进马来半岛的政治大舞台，且在1964年参加马来西亚的大选。如果说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对手是新加坡社阵的话，那么在马来西亚，它的对手就有两个，一个是执政的右翼联盟，另一个是左翼的社阵。

在这一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留下一员大将蒂凡那，继续演绎人民行动党的斗争路线，并触发李光耀在1965年联合东西马的反对党（但排除左翼的社阵）组成“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以期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扩大，用以打击左翼的社会主义斗争。

但在同年的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已得另觅出路，不能再依附李光耀而生存了。

1966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就是延续这一“香火”，继续由蒂凡那领导（他在1967年将棒子交给吴福源，更在后来回到新加坡。1981年出任新加坡总统，1985年卸职），反映了两者之间存有共同的“脐带”，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和理念虽山自李光耀的创意，也被民主行动党当成斗争的一个方向。

这就是说，民主行动党要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来落实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丘光耀在其论文中这样说﹕“行动党当年就已经将其意识形态──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定位在介于联盟政府的种族的右派和受外国鼓舞的反马来西亚左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这‘第三条道路’在1969年的大选发酵，民主行动党在没有李光耀和蒂凡那的影子下取得了立足点，而且是一项大突破，夺得13国席及31个州议席，战绩显赫（这一年，马华也只剩下13个国席），与另一也是标榜左派的民政党共创佳绩（民政党成立于1968年，其意识形态定位于温和社会主义，也可归为费边式社会主义政党。它超越行动党的地方在于取得了槟城州的执政权），（它们的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社阵（劳工党）杯葛大选，不然选票肯定分散而不能打击联盟）。

自此之后，民主行动党的代表人物是林吉祥，不再是蒂凡那或吴福源了，它也不得不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越走越远，到后来成为两个不相连系的政党（换句话说，民主行动党‘断奶’成功，自成一格）。不过，就意识形态而言，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没有太大的差别，也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有所连系。

虽然如此，林吉祥（1970年）还是认为“我们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只需在一个几乎同质化的社会中为阶级矛盾而斗争。而亚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还要面对许许多多非经的因素，如种族、宗教和语文问题。在亚洲混杂分化的社会中，这些因素在广大亚洲人民的脑海里比经济争论发挥更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过多年的实践，林吉祥终于明白调整策略与指导思想的必要性，因为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始终无法在马来社会找到突破口，且被认为是抄自李光耀的，不是林吉祥的。同时党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被敌手解读成另一种体制，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而要破除这一说法（认为被曲解），最好的方法是自我转型，以堵住敌手之口。为此林吉祥在1996年时提出，民主行动党一路来坚持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在未来30年的斗争应该加以扩宽，以便给予马来西亚宏愿（指马哈迪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一项全面意义。

林吉祥在1999年时这样说﹕“马来西亚正处于历史性的政治转型期，拥有黄金的政治机遇以带来深远的改变，透过粉碎国阵的政治霸权模式，让它丧失不曾失去的国会三分之二，甚至是当前六分之五的大多数优势，因为这就是它不民主的统治和压制马来西亚人民基本权利的根源。”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行动党在林吉祥领导下，斗争策略已有一定的变化。在70年代，它是不屑与其它反对党合作的；在80年代仍是按此思路进行斗争，且把重心移向槟城，目的就是要取代昔日的“盟友”民政党的执政地位。但到了90年代才开始有了转变，先是与46精神党合作（另一方面又让46党与回教党合作），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取得佳绩，差3席即执政槟州。后是在1999年与安华的公正党合作，更直接地参与三党联盟（破无荒首次与回教党同一个平台斗争），可惜这一回行动党遭遇挫折；更在后来引发行动党与回教党的交锋乃至于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替代阵线）。

但这也给予林吉祥思考党的意识形态的调整。他在90年代后绝少提出民主社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有两个重要因素所致，其一是国际的因素，苏联的变天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美国保守势力的日益壮大，使到社会主义政党不再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其二是自从左翼统战在80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后，基本上行动党的敌手只剩下右翼的国阵，不需要刻意打社会主义牌，转而揭开对手的霸权政治来穷追猛打。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不用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也还是可以直击右派心脏。

2004年时，林吉祥说﹕“行动党准备与国内进步的回教力量合作，以在21世纪扩展公正、民主及多元的空间。”

正因为回教党在政治上的比较保守和对社会主义理念有一定的“距离”（例如2004年吉兰丹州务大臣聂亚兹就基于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就不大赞成他来吉兰丹参加国会选举。这也导致赛胡申在2008年也不参选），行动党也不得不下调其社会主义色彩，转而强调社会公正，以争取马来人的支持。这种论述也与陈庆佳（国会议员）在1984年提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说，追求“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比诸追求“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更为迫切需要，这点我们可以从人民社会主义党的策略与成绩中看出（指人民党在选举中屡战屡败）。

换句话说，行动党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已经意识到自我转型的重要性。2002年，行动党政治教育局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述“行动党的民主社主义理念是一股要求政治自由、社会开放、经济公正、政教分离、人人平等（包括种族、宗教和性别等等）的政治思潮。巫统或回教党主导的马来西亚政治，都是和上述理念格格不入的。由此，行动党的‘第三条路’在21的建国历程就显得更加重要。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明确定位在于介于种族主义和神权主义之间的且多元的民主主义。”（见《民主社会主义在本土化的定位》）。

这就给行动党在2005年修改党章提供了依据，即将“民主社会主义”调到“社会民主主义”。当这一修改提出时，大家都没争议，因为彼此都意识到21世纪意识形态的斗争已非第一位，而民主主义的斗争被提上第一位。

这一种转变是很奇特的，也具有特殊性。过去行动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要有民主政制来配合，但社主义先行；今日则认为民主主义先行，以落实一个它所追求的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大衣”已转成“内衣”，而将原属“内衣”的民主主义转化成“大衣”。彼此调位是21世纪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的明显转变。

姑不论今天已执政槟州的行动党是否已落实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或正在落实，或已姓“资”？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的主题是揭示“社青团”所出现的对意识形态的模糊。

新团长陆兆福向《当今大马》承认，社青团的意识形态在近年来日渐褪色，但他突然转调说要继续高举“社会民主主义大旗”，以中间偏左的路线作为政治斗争方向。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是继续，而是转型，以服膺于母体的转型。既是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不再穿上社会主义的大衣，就不知道陆兆福要再将社青团正名为“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抑或是还要坚持当下的“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斗争？虽然两者并无直接矛盾，但总有先后的秩序，既然“民主主义”先行，以符合社会潮流，陆兆福也就有需要对此下一番功夫和作出解释。

在当今的情势下，行动党是姓“资”或姓“社”，也当会在党内有所辩论，行动党领袖常把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挂在嘴上，认为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不知是否意味着姓“资”或姓“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选举时胜出？但我们不要忘记，邓小平论调的后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知林冠有否注意到行动党的背后也有一个“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还是要改成“建设民主主义的马来西亚”？关于这一重大的严肃课题，我们交由行动党及社青团去深入的探讨，也许它们有更好的诠释，为未来作出更明确的定位。

刊于2009年1月5日《号外周报》第4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