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查是回教党的骄傲 （直挂云帆）

308大选之后，吡叻州出现了一位先看是不起眼的政治彗星，后来表现竟是非等闲之辈，他就是领导民联州政府的第10任州务大臣尼查。盖因在今年2月6日，由国阵委任的赞比里取代他成为新的州务大臣后，尼查一下子人气急升，成为家喻户晓的红人。换句话说，尼查是在跌马后成为夺目耀眼的政治彗星。

本来，一个人是在冒起的时候气势如虹，下滑的时候黯然神伤，但尼查却恰恰相反，他跌马后显得更加神采飞扬和意气风发。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尼查的上位有一段波折。因为在吡叻州总数的59席中，回教党只占6席，公正党7席及民主行动党18席，合起来有31席，比起国阵的28席多了3席，可勉强组成州政府。在民联的安排下，就推出3位人选供苏丹挑选一人出任州务大臣。结果尼查以最少数席的政党成为民联的政府首长。

上任之初，尼查因属于回教党人，多少被质疑会否回教化吡州政府，正如行动党的倪可汉坦承，民联三党在开始商议组织政府时曾彼此怀疑，行动党人起初担心回教党人担任大臣会引起华裔支持者的反弹，而曾推举公正党的贾马鲁丁（已变节转而支持国阵）为大臣，但在这之后，尼查展现了他的领导才华，公正与合理的推行各项政策与措施。因此，倪可汉说，经过10个月的合作，他们发现当初的让步是正确的。

这一正确的判断也改写了反对党的历史。本来在2001年之后宣布从此与回教党一刀两断的民主行动党，在308大选的微妙局势下，又不得不破镜重圆，才有了民联这个组织，当然也全因安华的穿针引线有以致之。这样一来，眼见不可能发生的变化也随之使到反对党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重新整合。

当然矛盾是存在的，但三党的合作又各有所得，也各安其位。其中最大的得利者要算回教党，它不但保住吉兰丹州政权，夺下吉打州执政权，而且进军大城市也取得不俗的政绩；尤其是吡叻州的州务大臣出人意表地由回教党人出任，等于拥有了3州的执政权，其意义远胜于过去在马来人占绝大多数的登嘉楼州执政。这也意味着回教党不再是乡村的政党，已发展成一个城乡皆有势力的全国性政党。

尼查之被挑选为吡州务大臣，也不全然他是回教党人（因回教党只占少数席位），而是在候选人中他是最具资格掌舵的人。他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他所居于的优势。他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符合马来人担任大臣的条件。而他拥有英国阿斯顿大学工程学位的学历，有助他登上州务大臣高位。当然因为他的母亲是华人，他在上任后有时讲些广东话和华语，又博得当地华人的好感。

尼查就是以他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多元种族而以回教徒居多的州属。10个月以来，政绩基本已被肯定；特别重要的是尼查在一定程度上漂白了回教党的宗教色彩，让各民族人民第一次感觉到回教党人担任州务大臣同样是温和与中庸的，不摆架子，也不成天宣扬宗教论，而是实事求是地管好吡叻州。他不但用行动证明回教党不是偏执的，而且也证明回教党参与联合政府也不强人所难。就这样，华裔对于行动党重返民联已无异议，反而大加赞扬这条路走对了。

因为尼查处世哲学赢得口碑，回教党也给予充分的配合，无形中非回教徒对回教党的印象也大有改善，不再如同过去彼此总保持一段的距离。在这方面，尼查居功厥伟，他是回教党的骄傲。

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深入民心的领袖，竟在2月份遭遇变天的打击。3名原民联的州议员倒戈相向促成了国阵重掌政权。人民又首次感受50年来才更迭不及一年的政权又再打回原形，支持者失落之情油然而生。

虽然如此，政治立场坚定与斗志旺盛的尼查却坦然处之。他在拒绝下台之后，展开了新的一轮的斗争。在法庭起诉新政府的同时，又展开与民同在的持续性的抗争，把一场“宪制斗争”转为民间运动。

不论尼查的斗争结果如何，最低限度他已经为回教党竖立起新的形象。这对长期以来予人保守和宗教浓厚的回教党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回顾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在50及60年代是属于民族主义的政党，在巴哈鲁丁的领导下，走的是中间偏左的路线。直到70年代初期，回教党在阿斯里领导下与国阵结合，继续其中庸路线。但在1977回教党脱离国阵后，在翌年的大选中失利而徘徊在政治十字路口，一直到90年代初期才又在吉兰丹找到立足点和新起点。不过，它已经逐渐转向宗教意识的斗争，以有别于巫统。在法兹诺（1989年起）领导下的回教党，势力又重新在东海岸膨胀，以致在1999年在安华效应下，回教党再夺下登嘉楼州政权，于是有了回教党与巫统对“回教国”诠释之争。2002年之后，哈迪阿旺接手，他沿着法兹诺的路线领导回教党。由于受挫于2004年的大选，哈迪阿旺在2008年大选时接受安华的指导，终于首次在城市取得立足点。尼查就是在因势利导下不经意崛起的回教党一颗闪亮之星。今天的他，以中庸，果敢和充满自信的精神迎接宪制斗争，凸现了回教党的现代政治战略。因此他也反过来，以中间偏左的路线，照亮了回教党未来的道路。如果有一天他被回教党人确定为新一代领袖，我们也不足为奇。同时尼查经过一番磨练后，也许是未来的安华。这就是因祸得福的新一代政治明星带来的政治效应。

刊于2009年2月19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