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姚枬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一書說:“唐代末葉以迄五代,華僑流寓蘇島(印尼蘇門答臘)者已多,而蘇島與馬來半島一衣帶水,華僑之散處半島各地者,為數亦當不少矣。迄今華僑乃有稱為“唐人”,稱中國為“唐山”者,口說遺傳,足為唐朝移殖事業作一佐證。”
姚枬所說的“為數不少”,在後來亦未獲得歷史佐證,只能說是極為少數的人四處流散而居,不成氣候。但他所謂的“海外移殖之端倪”確是史實。因為有了唐代“黃巢之亂”,導致了少數中國人遠渡海外,也就出現後來移居馬來西亞的華人在口語上自稱為“唐人”,而把故國稱為“唐山”。換句話說,“唐人”之稱由此而來。
所谓“黄巢之乱”系指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反抗晚唐亂政,造成中原人民又大举南迁,也是客家人第二次大遷移,年代是在公元875年起直到960年唐朝滅亡爲止。
不過根據另一位英國權威學者巴素博士(Dr. Victor Purcell,曾任英殖民政府的華民事務官)考證而在其著作《馬來亞華僑史》中這樣說:“華僑初期已經跟馬來人通商和作外交上的聯絡,但是他們一直到馬六甲王國奠定基礎後(成立於1402年,而於1511年被葡萄牙征服,是為外國勢力入侵馬來西亞之濫觴),才存有永久居留馬來亞的念頭。在西元1641年時,馬六甲有華人約三四百名”(這一年荷蘭攻下馬六甲取代葡萄牙成為新的殖民統治者)。600年前鄭和下西洋的故事,也彰顯了華人在馬六甲王朝时所起的交流作用。
在這三四百人中,估計有少數是客家人,大多數是福建人。根據學者魯白野在其著作《馬來西亞的民族與人口》一文中有如下的記錄:“延至十八世紀中葉,居住在馬來亞的華人總人口是數千人,他們多是商人和礦工。在這初期移殖階段,亦有與馬來婦女、暹羅、馬達及峇厘婦女通婚,在馬來亞首次誕生第二代的華人子弟。”
這就是我們後來稱之為“峇峇與娘惹”一族,以马六甲和檳城最為典型。
不論是“唐人”或“峇峇”的出現,只是一個時代的標記,尚不足構成一個大規模的移民潮,無法形成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華人社會”,也只有到了英國人於1786年開闢了檳榔嶼後,才真正啟開一個大時代的序幕。巴素博士這樣說:“華僑移入馬來半島,只有在歐人殖民地設立後,以及有一個安全的基地能使華人毅然走上遠征之途,才開始具有特殊的意義”。
他這裏所說的“歐人殖民地提供的安全基地”,即是指只有英國人來到後,提供一個安全棲身之所,終于吸引了大量的中國人向南遷移。而檳城就是我們祖先大量移居的第一個落腳地。因為我們從歷史的檔案中發現,華人大規模的從中國移居馬來半島始于1786年英人萊特(Francis Light)取得檳榔嶼的佔領後,逐渐出现一個有組織性的華人社會。
這一年不但標誌檳城歷史的起點,也是馬來西亞華人的一個重要的發展起點及後來造就了新加坡這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的誕生。
我們的客家人也伴隨著華人的南來,在檳城建立了第一個橋頭堡。因此,馬來西亞客家人的歷史也以檳城掀開實質性的第一頁。
因為有了客家人身先士卒,在檳城建立起獨特的地位,也就孕育出傑出的客家人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動人篇章。隨手拈來,在馬新一帶就有下列顯赫的客家偉人:
1. 1799年,客家人張理化身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個大伯公,至今大伯公庙仍然香火鼎盛。 海珠屿大伯公
2. 1868年開闢吉隆玻的客家先賢葉亞來
3. 1874年開闢太平的客家先賢鄭景貴
4. 1894年出任清朝第一任駐檳領事的客家表率張弼士
5. 1905年開闢怡保的客家先賢姚德勝
6. 1905年在馬新活動的革命家孫中山,被列為客家人的光榮典範。他在1911年成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開民主先河
7. 1929年創辦《星洲日報》及1939年創辦檳城《星檳日報》的虎標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對客家會館的推動居功厥偉
8. 1959年出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是現代史上特出的客家人,被形容為新加坡的建國之父
凡此種種,都顯示出客家人不論在戰前或戰後,都有卓爾不凡的成就。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為客家人在檳城開了頭,又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和傳承有以致之。因此本文以《客家先賢在馬來西亞:開拓、創業及傳承》為題,闡述了客家人如何在馬來西亞(包括東馬)落地生根而開枝散葉。為方便閱讀,本文分成四個單元,既有獨立性,又有連貫性。第一篇是《客家歷史與客家偉人》,第二篇是《檳城浮羅山背:馬來西亞第一座客家村》,第三篇是《客家人大遷移和客家精神》及第四篇是《鄉團應重新定位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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