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曲解补选的意义 （天下纵横）

美国著名政治家罗伯特道尔（Robert A. Dahl）在其《论民主》的著作中，不断地强调“民主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自由选举”。他说，实行民主可以达到下列的效果：避免暴政、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维护个人的自由，也能促进和平和繁荣。

他的结论是有民主总比没有民主好，而在他看来民主的最高表现反映在自由选举。这是选择民主制的国家所要履行的责任。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也是以民主选举为导向的。

根据我国的宪法规定，每五年就必须举行一次国家选举，让人民通过投票选出政府。因此它是“投票箱里出政权”。

虽然自从308政治海啸后的短短一年，我国就先后面临五场补选（三国二州），也花去整整3千3百40万元，其中最大的开销在今年正月举行的瓜拉登嘉楼补选，选举委员会用去58万元，而警方用去1千1百50万元，但就民主的意义而言，这笔钱花在民主的身上，是值得的。

当然人民也有权质问，为什么一场补选需要花费这么多钱？不可以节省一些吗？这个问题最好让有关当局来回答，人民也无法追根究底。

现在我们争辩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要不要民主？还要不要选举？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这意味着当选举到来时，我们是不可以因为怕花钱而不举行；同样的，当有补选时，也不应有节外生枝的言论。我们就是无从明白为什么选举委员会主席阿都亚兹要说，若选民对执意制造补选的现象不满，可以透过选票惩罚那些始作俑者。

其实，阿都亚兹的言论是有违民主的精神，也是贬低选举的意义，不论出自任何的理由，当补选到来时，就让选民来决定要投给哪个政党或哪位候选人，外人不但无从干预，而且连政党也不能操纵，否则选举就失去意义。换句话说，选委会的责任是做好补选的工作，而不是教人民怎样投票。

为什么要用选票来惩罚制造补选的政党？每个政党及代议士都有权利作出辞职的决定，也有它们的理由，不能以此“入罪”。而选民参与投票是以大课题为主，如果不是针对国家议题和地方问题来影响人民的投票，仅仅以“制造补选”的“罪名”来否定一个政党的政纲和候选人的理念，那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毕竟投票是为了给选民鉴定对政党的信心和信任程度，这包括对执政党的考验。

再者，在民主的国家，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拥有基本的人权，代议士也不例外。如果他坚持辞职而又任期未满三年，则其空缺就应通过选举来产生新代议士。在马来西亚，基本上辞不辞职是议员自身的决定，我们不能阻止一名代仪士的辞职，正如我们也不能强制代议士辞职。如果他不想辞职，谁也动不了他。就此来说，当一名代仪士执意要走，我们为什么要“惩罚”其所属的政党呢？

若是说议员中途辞职有违政治道德和辜负人民的期望，那么议员跳槽又作何解释呢？岂不是更没有政治道德？因为他明明是在某党的旗帜下中选代议士，怎么没有得到选民的同意就可以随心蝉过别枝呢？因此议员的辞职也与政治道德扯不上直接关系；反之议员的跳槽才有问题呢？

认真来说，一年内有五场补选是很多吗？再加一个补选就不行吗？别的国家不但选国会议员，也选州议员，更选市议员和地方议员乃至县议员等等，他们都不觉得烦。我们既无市选，也没有地方选举，只有同时举行的国州选举，已是对不起民主了。假使连几场补选都觉得累，那民主的真意就被扭曲了。

因此，我们不能因补选花钱而因噎废食，也不能对补选的意义来个断章取义。既然民主也包括政治宣传和教育，则补选也是给政党，尤其是反对党提供一个平台和机会来表达政见与施政方针。不然在平日，反对党总会投诉它们得不到主流媒体的公正对待，甚至刊登的新闻也有选择性。

反过来，补选也不一定对执政党不利，彼此的机会是同等的，关键是选民要接受哪一个政党。它也许与政权无关，但却是民意的反映，可以成为执政党或反对党的测试，有助于失败的一方自我反省和检讨；也有助于成功的一方做得更好。

从武吉市南卯补选来看，独立人士是“多余”的，在本南地的补选他们得三思而后行，不要自取其辱。

刊于2009年5月4日 《号外周报》 第4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