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对马新政治的冲击 （直挂云帆）

我注意到新加坡外交部长扬荣文为纪念“五四”九十周年而写的一篇评论《五四是新加坡遗产之一》（《东方日报》5月6日转载自新加坡《联合早报》），内中提到1919年发生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后来的运动对新加坡的冲击和影响，从而确定时至今日新加坡仍然存在着五四精神，且已成为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份。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新加坡政府最高层的人物第一次（或罕有的）对五四作出的正面的评价，且将新加坡的历史与五四之后的中国政治演变相互挂钩起来。

针对这一史实，我愿意补充我的意见和看法。因为在“五四”的那个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是一体的，无从分割，因此它也对马来西亚有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自1826年英殖民政府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归为海峡殖民地之后，这三州府的命运是一致的。当1919年五四在中国形成一种新文化及新思想运动后，马来亚和新加坡也跟着推广白话文，并鼓起兴学办校的热潮，华文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出现，对华人思想的转变起了推波助澜的贡献。

正因为五四的冲击，英殖民政府乃在1920年对马新的华校实施登记制度，也开始管制华文报章，以防新文化运动带来左倾势力的坐大。尽管如此，华社仍然一如继往地高举新文化大旗，没有因此中断“五四”带来的新思潮。正如杨荣文所说“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这里应指推动新文化，马新在这之前是延续中国的古文化）。

在这之后，也正如杨部长所说，“发生在中国的每一场重大事件，在新加坡都会引起回响。”其实不止新加坡，马来亚也没有例外。例如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马新华人都不落人后地支持陈嘉庚的号召，成立“南侨总会”，支持中国抗日，影响何止马新，也带动东南亚华侨齐心爱国，而这个海外抗日核心就在新加坡。新加坡也在那之后成为左右派政治的角逐场，彼此争夺“五四”运动的主导权。

在左派方面，可以追溯到1930年的马共成立，贯彻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更进一步形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时，包括在马新的国民党人也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新文化运动自然以“抗日高于一切”而热火冲天地开展。

但是，当1942年日本全面占领马新之后，不论左右派的华人都面临不同形式的镇压或收买，以致有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罄竹难书的惨痛教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左右派又开始在中国和海外争夺政治领导权。马新的左翼政团基本上追随中共的解放全中国的斗争路线，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个理论以英国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主，他提出以政治权威统治国家；而中共当时就是要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五四时所鼓吹的全盘引进西化的“现代性”理论改造国家并不适合山河破碎的中国，而且当时也把西方列强列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就不得不牺牲西化的“现代性”，转而向苏联取经。在另一方面，右派的国民党人则加以抗拒，支持蒋介石的资本主义路线，继续向西方靠拢。结果是毛泽东在1949年取得绝对的胜利，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时候，在马新不属于共产党人也不属于国民党人的第三势力从中崛起，他们以受英文教育者为主，先有“民主同盟党”（1945—1948）（以林建才及余柱业为主）的出现，后有“人民行动党”的诞生（1954年）（以李光耀和林清祥为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与共产党人或左翼结盟。

马来亚也出现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领导人布哈鲁丁）及1952年成立的劳工党（领导人莫哈末苏比），同样与左翼结盟。

这些政党一方面既想继承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采用的“现代性”理论，以便循序渐进争取独立，并通过民主选举获取政权；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左翼力量来完成斗争目标，连带也受到中共路线的影响。

所谓“现代性”是源自于西方十六世纪普及的文艺复兴的一个理论，用科学与人文精神摆脱宗教蒙昧和神权压迫，而最具体表现在民主政治的推动。英国人既接受这一理论，可又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浪潮的向左倾斜有所担心，因而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换句话说，英国人要先清洗共产势力才来推行民主。1948年较后在新加坡有了所谓立法议会选举及1951年在乔治市的选举证诸了英国的民主是有先决条件的。

也在1948年，新加坡在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后被分割出去，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但此举不被马新人民（尤其是华人）所接受；在政治层面上，仍以马新为一家持续与英国展开斗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也主张这一路线。

其实同样在这一年，马新左派文化人也首次出现要在文化和文学上摆脱中国的“父子关系”，开始倡议“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这也显示了左翼运动意识到马来亚国家主义的重要性，与杨荣文所说的国家主义的兴起不谋而合，但他认定必须建立在多元种族的基础上，否则不能成功。

虽然如此，左派统战在政治上由于时代的背景和对既定路线的坚持，包括深受中国政治变化的影响，也就将“国家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起来，后来导致1961年人民行动党与左翼决裂。这之中的错综复杂因素是不能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而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

尽管后来马新分道扬镳（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又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至今已44年），但不变的是“五四”思潮仍然深扎在马新人民的心中，特别是华人社会更延续了“五四”精神中最宝贵的对“现代性”的追求，以走向现代化和世界接轨（巧合的是，1976年中国“四人帮”垮台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不再全盘走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路线，而是也兼收并蓄地采纳五四初期的“现代性”的建国方针）。而与此同时，马新政治也因“五四”之后的冲击既追求“现代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从而产生威权统治来维护其政体和推动国家的发展。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完全西化，形成马新独特的政治载体。这就是五四之后长时间演化而成的政治历史，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刊于2009年5月14日 《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