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潮、客社群的认同与互动：以槟榔屿潮州会馆为个案研究

*李秀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是以透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为个案研究，来尝试论证早期的新马华人社会虽以帮群 / 籍贯为明显的分水岭之外，但类似像客籍社群因原籍地域、人数多寡、方言等因素却衍生出，其与其他社群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地缘上看，潮、客社群都是来自潮属地域；但从语言上看，潮、客社群又存在着各自的方言语系。本文主要是探讨他们如何找到自我社群认同的平衡点？尤其是处于明显帮群划分的时代。在潮州会馆组织内部如何与其他社群互动？故，以韩江学校的创办过程作为讨论的对象。

一、绪论：时代背景与研究目的
本文所涉及的时代背景，是以十九世纪初为起点，二战为其终点，主要的考量是这段时间可说是槟城客籍社群的逐渐移入。尤其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大埔、梅县为主的客籍社群更为重要。而这群客籍社群正是对当时主导着槟城华人社会已久之福建和广府社群的势力起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试图透过担任清驻槟榔屿领事官职之代表的社会地位组成另一股新的势力来打破既有的华人帮群社会结构，创造出新的一片格局。[1] 这种情况一直随着到战后的社会情况才起了变化，国家的概念出现，逐渐地淡化了不同社群对于自我社群认同的意识。

二十世纪的槟城客籍社群的人数并不突出，但却在当时创造了“奇迹”（参阅附录图表7）。他们参与的社团活动、捐助的慈善活动不只遍及属于客籍的团体，同时涉及的网络也延伸到跨越社群、跨越地域的情景。本文的目的，是以透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为个案研究，来尝试论证早期的新马华人社会虽以帮群 / 籍贯为明显的分水岭之外[2]，但类似像客籍社群因原籍地域、人数多寡、方言等因素却衍生出，其与其他社群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故，本文试以潮、客籍社群共同组成的槟榔屿潮州会馆借以探讨的对象。从地缘上看，潮、客社群都是来自潮属地域；但从语言上看，潮、客社群又存在着各自的方言语系。这两个社群因地域的差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自然有区别，主要表现在组织的建构模式和参与的活动方式。本文主要是探讨他们如何找到自我社群认同的平衡点？在地方上与其他社群的互动关系又是如何？尤其是处于明显帮群划分的时代，这都是值得去探讨的课题。
二、研究回顾
近年来不管是关于客家或潮州研究的热潮正打开，有了专门从事这两项研究的学术团体和经常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活动。正因为这些社群移居海外的历史相当早，绝大部分是分布在东南亚，尤其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无形中促使 来自各地的学者和文史工作者对于这两地域的相关研究显现出非常大的兴趣。遗憾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槟榔屿华人的研究而言，始终有待提升。反观，若将新加坡视为一个个体，明显逊色。[3] 关于上述问题，近年来已受到关注，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几个学术团体积极投入研究，如孝恩基金会、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等。将槟榔屿华人的研究视为个体，进行研究。甚至，还带队到槟城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并与当地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等活动。[4]

我们知道要了解社群之间的权力结构和关系，势必以社团组织为着手的一个最好的途径。然而，现阶段有关研究潮人与客人社群之间的关系的论文尤少，学者大都个别以潮人或客人社群为单一研究取向。[5] 从目前探讨槟榔屿潮人组织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外国学者对于本地潮人的组织缺乏认知。如中国学者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书中谈到马来西亚潮人会馆时只引用了马潮联会为例子，我认为有欠妥当。因为该组织是全马潮人会馆联合组成的总会，至于其他地区潮人的组织仍然有它个别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也不能够说明个别潮人的组织。而且全文只用了三页的篇幅来叙述马来西亚的潮人组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叙述明显来的少。[6] 其书中，把潮人最早在海外成立的会馆写成是砂劳越古厝（错误：应是“晋”）潮州会馆。[7] 另一位学者也出现上述类似的现象，指出从居住地移至海外的地缘社团“如新加坡的粤海清庙、吉隆坡的韩江家庙”。[8] 有的学者则用笼统的书写方式来概括讨论潮人组织，如郑赤琰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这四个地方来做比较。这牵涉的地域大而且复杂的课题是无法一一讨论清楚的。[9] 另，一篇专门讨论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潮帮权力之分析。[10]

至于相关马来西亚客家人的讨论，要比其他的社群来的晚、数量亦来的少。[11] 本地研究者采用的方式是以整个西马或马来西亚视为一个个体来看客家人。[12] 国外的学者则用更大的范畴概念，如类似东南亚或亚洲的地域概括性的来讨论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如颜清湟和巫秋玉等。[13] 不过，槟榔屿客属公会在庆祝四十周年纪念时特别收入了有关客家人士在槟榔屿的文章。像温梓川的《客人在槟城》、邝国祥《槟城客属人士概况》。[14] 文章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客家人在槟城的开拓与贡献。
至于有关跨地缘、跨方言的文章要以安焕然一篇专门探讨潮客社群的认同为要，但文章却是以二战后的柔佛居銮潮州会馆作为切入点。[15] 同样以二战后比较研究的视角讨论新马潮客社群认同的问题。[16] 另一篇则是探讨槟城闽客籍势力的文章。[17]

以上因研究目的、或因篇幅有限致使学者无法透过文章有系统地讨论槟城客籍社群的认同与权力等问题。故，本文拟以潮州会馆作为个案，探讨它是属于纯方言组织抑或是纯地缘组织？从中探讨潮、客社群之间的认同与权力结构等问题。检讨对于存在粤系组织中潮、客社群之关系与意义。

三、探讨粤系组织中的槟榔屿潮州会馆：潮、客社群关系
槟城客属人士按地缘性组织，分为五系，即嘉应、惠州、大埔、增城、永定。在槟城有据可考的客属人士所组织的会馆，最早成立于1801年的是嘉应会馆。它也是马来西亚最早成立的会馆[18]。增龙会馆于1802年[19]、惠州会馆于1822年[20]、大埔同乡会于1927年[21] 和永定会馆于1947年成立[22]。 反观，丰顺人则一直无法设立属于他们自己的会馆。其实，不只在槟城存有这种情况，而全马来西亚也只有唯一一间坐落在古来的柔佛丰顺会馆。[23]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是因为丰顺邑人在人数上确实构不成同乡会，加之缺乏号召力，是以很难去设立一个团体。

从以上的客属人士在槟城所设立的组织来看，大埔人以同乡邑人的团体设立似乎比一些社群来的晚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更早的时期，没有发起任何的组织或涉及任何团体的活动。尤其在十九世纪以来，新马华人社会帮群的结构是那么明显的年代，他们何以突破自己的困境，让同乡与其他的社群能有生存共处之道呢？他们是以何种方式结合？既然结合了，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潮、客社群之间的认同，是否是平等的关系呢？抑或是被动的关系？

早期无论是潮州、客属的社群在还没有能力自设组织之前，大都各自以来自原乡地域一群人的模式参与了当地的活动。在1840年之前的大埔人未曾设有馆的记录。他们最早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参与槟城华人社会的团体活动。起初他们为了让乡人有善终的地方，参与了广帮群里最高层次的省级组织之集体式的义冢组织。“广帮”实际上乃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的名词，情况也较为复杂。因为在该广帮的成员当中，至少还包括广府、潮州、客家三个方言群。所以，若我们仔细观察各帮群在参与义冢活动之时，随着年代的演进该帮群被刻印在碑记上的组织名称或结构亦发生变化。这或许也可作为我们去理解各帮群势力结构在不同时代的分分合合、势力消长的一个有力的引证。
1828年，广东省暨汀州府的社群通过联合的方式共同购买一块山地作为义冢。碑文记载显示（图表1），当时的潮州、客属社群，各自都拥有人群而产生内聚力量，因此，才能集体以县、府的名义捐赠。

（图表1）1828年《广东省暨汀州府诏安县捐题买公司山地》石碑 [24]

捐款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潮州、客属社群之间的关系。潮州府是居于各县之首。反观，大埔县是整个客属社群中势力最单薄的社群。此时的潮州社群因为在威省种植蔗糖业获利而造就了潮州社群的强大经济力量。[25] 因此在众捐款者当中，高居榜首。因为经济力量的优势表现，这也影响了潮州社群在往后筹办组织的过程中，占了主导者的地位。

1860年，广东义冢倡建福德祠和凉亭（图表2），永大馆出资三十元，潮州公司[26] 捐了六十元。

（图表2）1860年《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石碑 [27]

相较与1828年时各自独立的捐款，这时期彼此的组织内部结构有了显著的变化。碑记上的“永大馆”即是福建汀州的永定和大埔两邑联合的团体。“永大馆”于1840年之前设立，名称从“永大公司”到“永大馆”再到“永大会馆”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会馆原是永定县人陈洪魁所有，于1840年死前捐赠给永定、大埔两邑人作为联络乡情之用。[28]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的联合完全是建于同语系、地域和文化的方言群结合。虽然历史上这两个县都属于潮州府境内，但却是说客语系的一群人。王琛发认为：

永大两地无论方言、地理、文化都接近，其中有些人同姓不同乡，却是可以从族谱互认血缘关系，因此，永大的结合，既是自然，又有其互相认同的基础。 [29]

不过，对于永大是“自然的相互结合”的观点笔者存有怀疑。他们的结合到底是“自然的”，还是因为客观的环境所致？那相互的认同又基于在哪个层面上？在1828年的捐款中，我们看不到永定社群能够单独以“县”的名义的出现，因为这时期的永定县人的势力还不能脱离汀州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永大两邑人集体捐资三十元外，这时期却有一位以胡泰兴个人名义出现的永定人，当时亦捐了二十元。由于他经营有方，而后他也成为了汀州永定人在广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30] 在25年后，即1885年新建广东暨汀州总坟旁筑凉亭碑序记载以组织名义为捐款的对象，向来以永定人居多的汀州府排名第二，捐一百一十元零九毫；而潮州府排第三，捐九十五元七毫（此时韩江家庙已出现），出奇地反倒列在汀州之后。[31] 反之，此时在韩江家庙底下的大埔人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的空间。从这可推断出当时这两邑的结合，永定人可说占了优势。由此证明，相同语系的语言和文化的确影响着帮群结合的形态。

不过，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永大馆的突破，至少在那个历史空间之下，却也标识着永定和大埔两邑弱势的社群，看到了自身的缺陷故朝着一个新的格局发展。若从当时帮群社会的结构来看，势力单薄的大埔进入永大馆的组织可谓维持了生存之道。同时，而这两股力量的结合也试图打破在广汀组织中居于弱势的局面，是以决定与来自同地域和文化的永定社群结合。笔者认为这时期这种因方言群体的存在，而产生自我于身份上文化的认同，比起因血缘关系的说法更为贴切些。另一方面，由一群潮州籍人士组成“潮州公司”也在此时出现。由于相关的资料缺乏，我们只知道在1855年之时，潮州公司在一群人合作之下，最早在社尾购得土地。此后潮州公司的产业也不断地扩张。但到了1919年后，公司的产业扩张至刣牛巷七间屋宇和社尾合兴店一间，共有八间屋宇的产业可作为收租之用途。[32] 此时他们已经搬到吉宁街的韩江家庙。这表示者潮州社群在这时期具有颇有坚强实力的经济力量。不过，即使在“韩江家庙”出现后，其公司的名号仍然延续使用。[33]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它的出现正代表了潮州社群已由一个较松散的一群人进阶到初步有凝聚力的组织。但它依然不具有会馆组织的全面功能，至少它不具有祭祀的活动。这要等到韩江家庙的设立，潮州社群才得以具备一个完善功能的组织机构。

1864年韩江家庙成立（于1934年改名槟榔屿潮州会馆，为行文方便以下称潮州会馆），大浦、丰顺按照古代的行政划分之结果加入韩江家庙。清朝年间，潮州行政区域的划分，把大埔、丰顺这两个说客语地域归入潮州府。从组织的结构来看，这时期组成的韩江家庙是以九邑为基础。踏入1915年，南澳升格为县，一个以纯潮语系的“潮州八邑”的概念形成。由此韩江家庙也进入了以十邑地域的联合组织。[34] 这种在原乡既有潮州、客家社群混合的现象，两个方言群体的存在，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因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自然衍生出一套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他们在移入槟城后须与更多的社群接触，故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复杂。若以1903年在中国潮汕地区的潮州、客家社群的组织，却比起在槟城的相关组织情况来得封闭些。

当时汕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馆，即所谓潮属有万年丰会馆，嘉属有八属会馆。有意思的是，属于潮州府的大埔和丰顺二县商人不属于万年丰会馆，而是参加了八属会馆。[35]

这也说明了，具体的周遭环境条件的不一样，让这两个社群无法共存，导致在认同方面也产生了问题。反观槟城，一横匾额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大埔邑赠送给韩江家庙，这也显示出他们直接参与了家庙的祭祀活动，说明了他们对潮州社群的认同意识。

泽及溟海，光绪十九年癸巳岁冬月 吉日（初一） 大埔众弟子同立，邱晋昕盥手拜题 [36]

槟城粤系组织中由潮州社群组成的潮州会馆是一个地缘性组织。同时也是个府级的机构。从组织结构来分析，槟城潮州社群团体的组成不以纯潮语系为一个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潮州、客家自有的文化和语言所组成的跨方言、跨社群特色的团体。由此特色可见，当时的槟城潮州先贤是以打破语系的隔阂，增强彼此间在广帮群中的实力。事实上“韩江”这一词并没具有“府”的概念，它只是一条江流的名称。韩江在潮州府境内流经潮州和嘉应两个州。[37] 以韩江家庙这样的概念的组合的出现，说明了潮州先贤在成立团体时，并不纯以语言和文化的考量反而接受一个更大文化区域内涵的共同体。

潮语系与客语系的两社群于1864年，加入跨语言系韩江家庙的地缘组织。无论在永大馆或韩江家庙的组织，大埔社群的地位实际不如其他社群。不过，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时期，随着邑人数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一群以大埔和梅县的客籍人士的崛起。他们因具有强大经济力量的背景，得以透过担任清驻槟城领事之官职来增加本身社群的社会地位。如在1901年的广东暨汀州重修旧山凉亭水圳序，张弼士名列总理人和戴喜云为协理。两人分别捐了四百元和二百元，名列第二和第三排位。[38] 与此同时，此时的大埔社群长期依附在永大馆和潮州籍组织内，无法让本身社群产生自我认同的情感，于是便起了另组同乡团体的念头。约在十九世纪末（1890年左右），大埔社群除了参与韩江家庙的祭祀活动之外，另外组成客籍社群祭祀的大伯公的神缘组织：大安社。据说由张舜卿拟定社名。其章程第四条明显指示“本社纯属礼神性质，与普通社团不同。” [39] 故，特定每年元宵集合乡邑前往海珠屿大伯公庙祀神赏灯。在心灵上找到了寄托的来源，大埔人更在往后寻找一个让同乡邑人可以依归的生命共同体。

进入二十世纪，1927年戴芷汀、戴淑原、何如群、杨芷芗、钟乐臣等人，害怕“平日缺乏联络，时感隔膜”遂发起筹设茶阳会馆。[40] 1936年12月，会所正式开幕，并邀请当时的槟城领事黄延凯主持会所开幕典礼。[41] 虽然黄延凯为民国政府直接委派来的官员，但他却是客籍身份。所以他除以贵宾的职务身份到场之外，还带有一层同为客籍人士的关系到场开幕。仪式结束后，槟榔屿大埔同乡会还一连数天登报感谢黄延凯等人的莅临。[42] 这时期的大埔社群似乎找到可以令自己社群更加凝聚的力量。这种具有强烈团结同乡邑人的意识，对于大埔社群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处于潮州籍社群组织当中的不同语系、文化的一支，既要周旋在潮州社群组织之中，讲求团结；同时也要顾及同乡内部的凝聚。这是同乡领袖务必达成的目标。总的来说，大埔社群在潮州会馆之外，各设同乡会目的是在照顾自我社群、尽到保护社群的责任。这种情况，不见的是一种分散力量的结果。

对潮客关系有深入研究的学者黄挺认为，潮州、客家两个社群能在相互来往过程中，因地域的不同，会产生变化。

这两个社群的语言和民俗文化虽有区别，但是在相互交往之中，非常容易转化。文化转换的最重要原因，是居住地域的改变。[43]

但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不尽然处。以他的说法若参照生活在槟城这个空间底下的潮州、大埔两个社群，因为客观的环境所导致而向外寻找联盟的对象结成团体，以保障自身社群的利益。同时，在互相来往过后，其文化必定会受对方影响而改变。然而，纵观槟城的潮州、大埔两个社群虽然混居一处，还共同联合组成团体，但从组织的建构模式和参与的活动方式来看，似乎不见他们之间产生任何的相互影响而改变对方的信仰或其他等文化。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大埔社群更趋向保有自我独特的文化背景，反与其他客籍人士形成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如，以大伯公为信仰中心的自我认同和社群意识为依归。

四、槟城潮、客社群的互动关系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大埔邑人张弼士到戴欣然父子[44]，到了二十世纪的一批崛起的富商，可以看到他们带动了本身社群在槟城华人社会中的地位。起初先加入了永大馆与其它客籍社群联盟，后再参与韩江家庙与潮州籍社群结合。此时，大埔社群拥有了来自两股力量的支持。从而更加增添他们在广帮群内部的力量。这可以从他们在众广帮群内部，得以担任广东暨汀州会馆的最高职务看得出来。从客籍的永大馆到潮州籍的韩江家庙，此时面临完全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社群，他们是如何调适自己的步伐？既然加入了韩江家庙，大埔社群在潮州组织中的角色又是如何？我们可以参照他们在组织中涉及活动的程度，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潮州会馆来说，在二十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会务活动，必然是创办韩江学校。故，现以韩江学校的创办过程作为讨论的对象。

潮州会馆董事最初于1919年10月底，刊登开会通知筹备学校。而在11月8日召开的会议内容其中一项最为瞩目的是要讨论“建设本州学堂缘事”。[45] 自此韩江学校于11月开始正式筹备工作到隔年3月8日学校正式开学，学生人数约60人。[46] 创校后，学校一直附设在会馆内。1923年在募款后，得以在韩江家庙旁兴建新校舍以便容纳更多的学生。[47] 一直上课到1962年才搬迁到现在林连登路的校园。

11月8日召开会议后，众董事开始商量有关筹备建校声明之拟定，以便获得更多潮州社群的支持与参与。11月27日，以韩江家庙名义刊登一份名为《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以下称《缘起》）的声明，并附有17位发起人和32位赞成人的名单[48]（见附录，图表3），为筹备韩江学校的事宜正式展开了脚步。董事会并定于12月5日，在韩江家庙召开会议，以进一步具体讨论筹办学校的事宜及遴选学校筹委会委员。[49] 会议后，韩江学校第一届董事职员名单正式出炉。（见附录，图表4）其实，从名单的组成职员来看，都是来自当初之发起人和赞成人的成员。

《缘起》声明的拟定，表示着潮州会馆的众董事极为慎重看待创校之事。同时，从《缘起》的内容来看，它亦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帮群社会结构。

我潮侨居留此间为数不少，而求学子弟日益增多，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 人之专美， 殊为憾事。此同人等所以有创办韩江学校之举也！ ………… 我潮侨不乏热心慈善之士，故对此新补信理员之时，正宜振刷精神，急起直追，合群策力，共襄斯举，则他日成效，自不难与各团体媲美齐辉矣。[50]

当时的潮州社群颇受到来自其他帮群的竞争压力，有了急欲创办学校的念头。环顾当时的学校，虽然在民国初年已推行新式教育改以国语上课，但新马的学校仍然保有自身方言的特色。于是，韩江家庙众领袖对这次 “故对此新补信理员之时” 的改选整合后并寄予厚望，决定要激起全体社群的力量，设立一所专为 “我潮侨”子弟就读的学校。在一篇刊登聘请校长的广告中，校长须要具备的条件为 “教授概用普通话惟通晓潮音具有完全科师范毕业”，所以校长是要具会讲潮州话的资格。[51] 这为的是要面对那些来自潮州籍社群的学生。故，从迹象分析，当时他们欲成立的学校是一所偏向讲潮州语的学校。潮州社群在这种为自我社群利益着想的大思潮之下，期望能与其他帮群力争一席之地。

在筹备学校的过程中，参照了发起人和赞成人的名单，除了绝大部分来自北马讲潮州语的社群之外，还有如戴淑原、张舜卿、刘子宽等来自不同语言系、不同的社群成员。像在发起人名单中的戴淑原，他虽然是具有槟城领事的身份，因为领事具有办学的职责在。他则来自不同语系的方言群大埔县。同样在赞成人当中，张舜卿也和戴淑原一样来自同一县。而且戴淑原在韩江学校的筹备过程当中，处于父亲治丧期，但他仍然参与了整个过程。[52] 学校设立以后，出任学校的董事名单当中，我们也还可以看到这种潮州、客家两个社群，相互担任学校的正、副董事之职务。（图表3）

（图表3） 战前担任韩江学校历届总理、副总理名单[53]

*注： 1937年有更动：1.韩江学校改为“韩江小学” 2.正、副总理改为“正、副董事长”。

在战前担任韩江学校正、副董事的大埔人有戴子丹、戴芷汀。另外，还有一位也长期担任学校的查帐员何如群。正董事长一职，除了1923年由戴子丹担任外，其余者都来自潮州籍的社群担任。戴子丹能在众潮州籍社群之中代表大埔社群出任董事一职，这真是一大突破而且值得大埔社群感到光荣的事。因为大埔社群自参与潮州会馆组织以来，一直无法在组织内部突破，此时居然可以在办学的情况之下出任学校的董事。而学校的副董事长一职则长期为大埔人出任。其中担任最久的是戴芷汀。客籍社群相互出任学校的要职之外，同时还出钱资助韩江学校。学校一经开办吸引了不少的学生，故原本狭小的韩江家庙内部已无法容纳学生。众董事决定为学校建新校舍。当时选择的地点就在家庙旁边。为筹备新校舍的募款中，戴淑原本身捐了三千元给韩江学校。[54] 他的捐款在众捐款者当中也属名列前三名。而整个筹备新校舍过程中共筹得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元。[55] 从捐款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来自讲潮州语的社群占了大多数，而且大凡发起人和赞成人之外，一些公司行号和个人身份的捐款情况也非常地踊跃款。（见附录3）

令人惊讶的是，既然潮州籍社群办的是一所偏向潮州语的学校，但来自不同语系的大埔社群为何还会参与办校的活动呢？而且无论是在筹备办校的过程，他们仍然积极地参与并涉及整个韩江学校的事务。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不同语系的社群在捐款给其他的社群之后，不会再涉及学校的内部事务。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上述几位大埔社群领袖，除了参与潮州社群组织的活动之外，他们还在同一时期也对外捐助。这表明了他们不只局限在自我社群的利益层面之上。从韩江学校自1919年11月开始筹备设校到1920年的1月为止，一项不完全的捐款统计，我们看到了这一群大埔领袖同时对来自于不同的社群捐助。甚至，捐款的对象还跨出槟城，太平、雪兰莪、新加坡等地。（见附录，图表6）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自身社群的关怀也来得强烈些。这可从他们对于当时的时中学校的捐款完全看得出来。因为时中学校确实为客属社群所设的学校。我们可从一则新闻的内容，要求客籍社群准时到属于客籍信仰的大伯公庙开会。

兹因本校照章开会 …… 齐集大伯公庙内开全体大会，凡我客属同人君期务望踊跃莅临… [56]
其他参与会馆之的会务，韩江家庙的建筑自六十余年后，开始有脱了的情况。所以在1935年，林连登、陈罗雄、戴芷汀、周满堂等人合力募款之下，整修了旧有的门窗。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整修中来自大埔籍国民党元老邹鲁还送来亲题的一副匾额“家山回首”。[57] 再者，参照其参与会馆的活动，如成立于1931年的槟城韩江互助会，它是会馆的一个附设团体，其宗旨为“联络乡谊及劝助会友丧费”，帮助贫穷者在往生时得以安葬的一个善后性社团。[58] 成立时的委员会为林连登正总理、连裕祥为副总理、戴芷汀为财政。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活动现象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现实的帮群社会当中，大埔社群在未能有能力突破自身的处境，最好的办法必然是找寻一个最适合而且互相还能达成共识的一个团体组织。所以他们一方面透过潮州会馆地缘的关系，获得来自潮州籍社群的联合力量以保持在广帮的权力地位。如当时的张弼士、张舜卿、戴子丹、戴国良、何如群等大埔籍社群，突破了其他的社群的包围，出任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的正会长一职。有趣的是，在1924年的时候，来自潮州社群的林连登当任正会长之时，反观副会长则由客籍大埔社群的戴子丹担任。这与在韩江学校时担任校董事的情况如出一辙。因为战前某部分的资料缺失，我们能明显根据资料看出从1931-1938年间，大埔籍担任潮州会馆内部最高的职务，有戴芷汀出任财政之职务。[59]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潮州社群组织内部，为了显示潮州、客籍两个社群的共存意识，在职务的安排方面都须经过相当深思之考虑的结果。

同时，另一方面又须要结合客籍社群的势力，形成另一股势力，以突破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困境。[60] 况且，若要突破长时期被闽帮垄断的槟榔屿华人社会领导权力，唯有采取跨帮群的联合方式，方有可能和势力庞大的闽南帮抗衡，企图在帮群社会中维持一个平衡的帮权生态。所以无论是涉及潮州会馆内部的事务或韩江学校的筹备到建立，大埔社群都能与潮州籍社群产生良好相互互动的关系。

五、结语
若参照海峡殖民地之新加坡与槟城两地，在十九世纪早期，此二处是中国迁民聚集之地。在同样历史情境之下，纵观这两地的的潮州社群组织，其设立的时间、宗旨都相差不远。但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组织建构模式和组成的会员，可以发现却又极为不一样。新加坡的潮州八邑会馆从义安公司分出，其创立的年代应该在1845年以前。由佘有进等海阳（潮阳和澄海）县十二姓氏组成。[61] 向来公司所有产业由佘有进掌管。其后，由林义顺等人因产业问题而于1929年组成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62] 若单从组织的结构来看，我们会发现槟城潮州会馆内部的结构更具有层次化。两者之间对其他社群的接受程度差异性甚多。前者只公开给潮州语系的会员加入；而后者则开放给潮州语系和客语系的两个社群。有趣的是，这相对于槟城这的新加坡来说，地处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中西交汇点，思想方面未免有点保守。

反观槟城潮州会馆，因为在设馆之时就已经决定了其未来之发展。二十世纪之初，一群有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大埔社群领袖崛起，加上又与来自潮州语系的社群结合，组成一个更大的文化区域内涵的共同体。此时，明显地改变了他们在槟城华人的社会地位。参照了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客籍社群的认同，不一定全然是以“方言”作为唯一的认同标准。同时还要考虑当时历史情境之下的帮群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两个社群的语言和文化虽有区别，但为了保持在广帮内部的社会地位，大埔社群采取了超越地缘意识的认同感以达到自我社群的利益。与此同时，却又保有自身的语言、文化方面的特色。

附录一、 《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
处此文明最盛，竞争剧烈之世，非发展教育无以图存，故欲谋教育之发展，非广设学校莫能竞厥其功。盖学校者，所以灌输其智识技能，锻炼其精神躯体，使成为坚强果敢之优秀国民者也，故教学校兴，则优秀之国民众。（国多此大多数之优秀国民，《槟城新报》有误）优秀国民既多，则其国不期强而自臻于强矣！又何患乎幸福之不增进，国势之不扩张哉！然而欲促进学校之发达，俾获收尽为优秀国民之效者，厥惟最富有慈善心之人是赖也。我潮侨居留此间为数不少，而求学子弟日益增多，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之专美，殊为憾事。此同人等所以有创办韩江学校之举也！盖捐多数金钱以办慈善事业，为最得金钱之运用，而办慈善工业，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利益者也。我潮侨不乏热心慈善之士，故对此新补信理员之时，正宜振刷精神，急起直追，合群策力，共襄斯举，则他日成效，自不难与各团体媲美齐辉矣。是为启。

发起人
连瑞利（潮阳）、林连登（惠来）、林参（惠来）、戴淑原（客大埔）、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潮阳）、胡福德（饶平）、周满堂（潮安）、纪合仁（澄海）、戴振顺（普宁）、纪合义（澄海）、陈罗雄（潮州籍）、陈源泰（潮州籍）、杨锦泉（揭阳）、洪景南（揭阳）、许宗豪。

赞成人
马英、沈耀南、黄悦（普宁）、沈德政（潮安）、林加如（揭阳）、郭野、杨馥南、文光汉（潮州籍）、谢槟清、翁泽民、陈赐兴、张舜卿（客大埔）、黄桔桢、陈仰仁、南发栈、许养吾、郑亦侬、廖启伟、翁琴生、黄赐保、许高祉、蔡海生、林式之、潮顺兴、林任可（潮安）、王瑞合、潮利亨、黄大荣（潮安）、沈训彬、郑爕秋、谢凤岐、马爱智。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1919年11月27日，页7；〈历史的回顾1〉，见《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韩江小学，1996），页96-102。

附录二、韩江学校筹备员及第一届韩江学校董事职员名单
韩江学校筹备员（12位）
马元廷、周满堂、马英、杨锦泉、纪和义、陈源泰、洪景南、文光汉、黄大荣、刘子宽（客大埔）、杨馥南、许宗豪。

1920年第一届韩江学校董事名单
正董事长：林连登 副正董事长：傅炎峰
财政：周满堂 查帐：何云皋
董事：林参、戴淑原、连瑞利、许文造、黄悦、戴振顺、林加如、陈罗雄、马元廷、胡福时、马英、沈德政、沈耀南、郭野、黄桔桢、纪和义、纪和仁、陈仰仁、廖启伟、杨锦泉、洪景南、文光汉、林任可、刘子宽、刘生余、黄赐保、陈赐兴、陈源泰、黄大荣、王瑞合、杨馥南、许宗豪。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1919年12月9日，页3。

附录三、韩江学校筹设新校舍捐款者名单（1919年12月至1920年2月间）
捐款者 款项
林连登 一万元
戴振顺 三千元
戴淑原（客） 三千元
黄荣霖 三千元
林加如 二千元
连开展兄弟公司 一千元
陈罗雄 一千元
黄悦 一千元
马元廷 一千元
傅炎峰 一千元
黄桔桢 一千元
陈赐兴 一千元
马英 一千元
郭野 一千元
胡福德 一千元
许文造 一千元
黄成瑞 一千元
林万祥 一千元
王名合 一千元
陈观圣 一千元
陈文成 一千元
连瑞利 一千元
周满堂 一千元
乃和丰 一千元
乃裕公司 五百元
陈三顺 五百元
方申 五百元
郭成吉 五百元
仁裕公司 三百元
李成名 三百元
苏德嘉 三百元
仁兴公司 三百元
马爱智 三百元
郭锦荣 三百元
胡再荣 三百元
陈源泰 三百元
苏佳论 三百元
陈永嘉 三百元
郑成贤 三百元
马茂如 三百元
沈利到 三百元
林坤丰 二百元
南发栈 一百五十元
翁益泰 一百五十元
潮顺兴 一百二十元
陈起让 一百二十元
罗德盛 一百元
源成发 一百元
郑万盛 一百元
三合兴 一百元
万隆公司 一百元
陈仰仁 一百元
马正纪（记） 一百元
黄赐保 一百元
周元和（河） 一百元
广合兴 一百元
马金水 一百元
杨馥南 一百元
林鸿添 一百元
共和公司 一百元
庄妈信 一百元
许瑞安 一百元
新南纪 一百元
杨锦泉 一百元
联芳园 一百元
洪景南 一百元
陈乙遇 一百元
义成号 一百元
荣利 一百元
兴裕 一百元
许土合 一百元
沈耀南 一百元
潮顺号 一百元
沈德政 一百元
纪耕余 一百元
胡德明 五十元
美记号 五十元
永福兴 五十元
建（）号 五十元
宏发 五十元
潮利亨 五十元
林桂枝 五十元
（同）顺 五十元
广南兴 五十元
恒丰兴 五十元
新发 五十元
有兴 五十元
新万兴 五十元
德公司 五十元
新兴 五十元
潮英盛 五十元
连裕成 五十元
海（）号 五十元
陈秉和 五十元
林美记 五十元
资料整理：《槟城新报》1919年12月至1920年2月27日。

附录四、戴淑原、戴芷汀、戴子丹等（大埔人）于1919-1920年间对外捐助

附录五、槟榔屿潮州会馆里的客语系人物（大埔、丰顺）

参考书目

（一）、中文书目
甲、 专书：
(1) 安焕然编《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新山: 南方学院，2003）。
(2) 安焕然编《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新山: 南方学院出版社: 新山客家公会，2007）。
(3) 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2005）。
(4) 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槟城：出版社不祥，1922)。
(5) 林孝胜《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
(6) 赖美惠《新加坡华人社会之研究》（台北: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9）。
(7)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 – 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8) 徐正光编《台湾客家研究概论》（台北：新政院客家委员会、台湾客家研究学会，2007）。
(9)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
(10) 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 巫秋玉、黄静 《客家史话》（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乙、 论文：
(1) 安焕然〈柔佛居銮潮客社群认同与潮人的开拓〉《亚洲文化》第26期，2002年6月，页183-199。
(2) 〈槟城嘉应会馆会史〉，见《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5。
(3) 〈槟城韩江互助会〉，见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页335。
(4) 陈春声〈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见《客家研究辑刊》2006年第2期，页10。
(5) 陈剑虹〈十九世纪威省华侨蔗糖业与社会流动〉，见《南洋学报》第41卷，第1-2期，1986年，页52。
(6) 陈剑虹〈从金石碑与官方档案管窥19世纪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见《南洋学报》第62期，2008 年，页1-13。
(7)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页 689。
(8) 戴荔岩〈大安社史略〉，见《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刊》（槟城：槟榔屿大埔同乡会，1968），页212- 215。
(9) 方君壮〈槟榔屿潮州会馆〉，见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页310。
(10) 胡文希〈槟城永大会馆概况〉，见胡嘉达主编《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42周年会庆，青年团9周年纪念庆典特刊》（槟城：北马永定同乡会，1992），页135。
(11) 胡育文〈槟城永定同乡会会史〉，见《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70。
(12) 黄挺〈潮客关系简论――以潮汕地区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1期，2005年2月，页1。
(13) 黄贤强〈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见《亚洲文化》，1997年第21期，页181-191。
(14) 黄贤强〈客籍领事梁碧如与槟城华人社会的帮权政治〉，见徐正光编《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历史与社会经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页401-426。
(15) 黄贤强 〈清末槟城副领事戴欣然与南洋华人方言群社会〉，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页51-58。
(16) 黄贤强〈张煜南与槟榔屿华人文化和社会图像的建构〉见丘昌泰、萧新煌主编《客家族群与在地社会 -- 台湾与全球的经验》 （台北：智胜文化事业，2007），页347-368。
(17) 黄贤强〈历史书写和文化记忆 – 以张弼士为例〉，见黄贤强《史迹、文献、历史：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98-113。
(18) 刘崇汉〈西马客家人〉，见赖观福编《第5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出版，1999），页160-213。
(19) 刘宏、张慧梅〈原生性认同、祖籍地联系与跨国网络的建构：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客家人与潮州人社群之比较研究〉，见丘昌泰、萧新煌主编《客家族群与在地社会 -- 台湾与全球的经验》（台北：智胜文化事业，2007），页307-328。
(20) 〈历史的回顾1〉，见《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韩江小学，1996），96-102。 (21) 丘若峰〈槟城惠州会馆会馆会史〉，《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4。
(22) 丘鸿欢〈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会史〉，《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6。
(23) 石岩〈浅论海外潮州人社团的地缘特色〉《新学术》2008年第1期，页77-80。
(24) 苏庆华〈马、新客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苏庆华《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页243-260。
(25) 吴华〈马来西亚客籍人士的组织〉，见槟榔屿客属公会编辑委员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39-1979 》（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页 657-663。
(26) 郑良树〈潮州人之槟榔屿社团〉，见潮州会馆纪念特刊编委会《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 年纪念特刊（1864-1998）》，（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页，149。
(27) 郑赤琰〈从潮州会馆的演变看潮人的政治适应力〉，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733-751。
(28) 王琛发〈槟榔屿潮州会馆史论〉，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页26。
(29) 王琛发〈二百年来的槟榔屿客属组织〉，见《槟城客家两百年》（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2000），页49。
(30) 吴龙云〈平章会馆与婚姻注册：1918年事件与槟城闽客籍势力的意义〉《南洋学报》第61卷，2007年，页 85-100。
(31) 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见《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页54-60。
(32) 〈槟城增龙会馆会史〉，《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9。

丙、 报纸：
(1)《槟城新报》
(2)《新国民日报》

丁、 特刊
(1) 槟榔屿客属公会编辑委员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
(2) 《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贰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98）。
(3) 《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刊》（槟城：槟榔屿大埔同乡会，1968）。
(4) 《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韩江小学，1996）。
(5) 《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
(6) 胡嘉达主编《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42周年会庆，青年团9周年纪念庆典特刊》（槟城：北马永定同乡会，1992）。
(7) 《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暨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槟州华人大会堂，1983）。

（二）、英文书目
Book：
（1）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ian, 1908).

Articles:
（1） Tan Kim Hong, Chinese Sugar Planting and Social Mobility in 19th Century Province Wellesley, in Malaysia in History, Number 24,1981.
（2）Yen Ching-hwang, Power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1819-1930，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685-732。

[1] 黄贤强有系统动地进行中国驻槟榔屿领事与槟城客家人的研究有：黄贤强〈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见《亚洲文化》，1997年第21期，页181-191；黄贤强〈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见《亚洲文化》，1999年23期，页95-102；黄贤强〈客籍领事梁碧如与槟城华人社会的帮权政治〉，见徐正光编《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历史与社会经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页401-426； 黄贤强 〈清末槟城副领事戴欣然与南洋华人方言群社会〉，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页51-58；黄贤强〈张煜南与槟榔屿华人文化和社会图像的建构〉见丘昌泰、萧新煌主编《客家族群与在地社会 -- 台湾与全球的经验》（台北：智胜文化事业，2007），页347-368；黄贤强〈历史书写和文化记忆 – 以张弼士为例〉，见黄贤强《史迹、文献、历史：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98-113。
[2] 他在序言中提到，他兴趣的是星马华人对自己社群的认同“本研究的焦点是他们的方言群认同”。而在他书中可见他只以福建、广东、潮州等方言群为划分，来找出他们各自的认同方向。麦留芳《方言群认同 – 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3] 相关的研究有，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林孝胜《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赖美惠《新加坡华人社会之研究》（台北: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9）；Yen Ching-hwang, Power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1819-1930，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685-732。
[4] 新加坡中文系黄贤强副教授曾于2005年3月26日至27日与韩江学院举行学术交流会。会后并出版了，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2005）。
[5] 相关的研究有黄贤强编《新加坡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徐正光编《台湾客家研究概论》（台北：新政院客家委员会、台湾客家研究学会，2007）。安焕然编《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新山: 南方学院，2003）；安焕然编《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新山: 南方学院出版社: 新山客家公会，2007）。
[6] 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179-181。
[7] 同上，页125。最早成立的潮州会馆应该是1822年在马六甲创立的潮州公司，1882年改名为潮州会馆。郑良树〈潮州人之槟榔屿社团〉，见潮州会馆纪念特刊编委会《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页，149。
[8] 石岩〈浅论海外潮州人社团的地缘特色〉《新学术》2008年第1期，页77-80。
[9] 郑赤琰〈从潮州会馆的演变看潮人的政治适应力〉，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733-751。
[10] 陈剑虹〈从金石碑与官方档案管窥19世纪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见《南洋学报》第62期，2008 年，页1-13。
[11] 苏庆华〈马、新客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苏庆华《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页243-260。
[12] 刘崇汉〈西马客家人〉，见赖观福编《第5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出版，1999），页160-213；吴华〈马来西亚客籍人士的组织〉，见槟榔屿客属公会编辑委员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39-1979 》（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页657-663。
[13] 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见《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页54-60；巫秋玉、黄静《客家史话》（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14] 槟榔屿客属公会编辑委员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页717-726。
[15] 安焕然〈柔佛居銮潮客社群认同与潮人的开拓〉《亚洲文化》第26期，2002年6月，页183-199。
[16] 刘宏、张慧梅〈原生性认同、祖籍地联系与跨国网络的建构：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客家人与潮州人社群之比较研究〉，见丘昌泰、萧新煌主编《客家族群与在地社会 -- 台湾与全球的经验》（台北：智胜文化事业，2007），页307-328。
[17] 吴龙云〈平章会馆与婚姻注册：1918年事件与槟城闽客籍势力的意义〉《南洋学报》第61卷，2007年，页 85-100。
[18] 曾辉青〈槟城嘉应会馆会史〉，见《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5。
[19] 〈槟城增龙会馆会史〉，同上，页669。
[20] 丘若峰〈槟城惠州会馆会馆会史〉，同上，页664。
[21] 丘鸿欢〈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会史〉，同上，页666。
[22] 胡育文〈槟城永定同乡会会史〉，同上，页670。
[23] 柔佛丰顺会馆于1965年9月27日正式注册。吴华〈马来西亚客籍人士的组织〉，见《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57。
[24]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页689。
[25] 陈剑虹〈十九世纪威省华侨蔗糖业与社会流动〉，见《南洋学报》第41卷，第1-2期，1986年，页52。
[26] 潮州公司最早出现于1855年10月3日，许栳合、王武昌、洪声挂、黄遇冬、陈亚苞和李永隆在槟榔屿购置Lot 115, TS 23社尾街的土地与屋业。陈剑虹〈从金石碑与官方档案管窥19世纪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页6。
[27]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二，页692-694。
[28] 胡文希〈槟城永大会馆概况〉，见胡嘉达主编《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42周年会庆，青年团9周年纪念庆典特刊》（槟城：北马永定同乡会，1992），页135。
[29] 王琛发〈二百年来的槟榔屿客属组织〉，见《槟城客家两百年》（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2000），页49。
[30] 胡泰兴（1825-？），字狱东，祖籍福建汀州永定县下洋镇，讲客语。在槟城峇六拜湖内一带出生，数代居该地，以种胡椒起家。幼受私塾教育后就学于大英义学。离校后，与辜上达合伙开创泰兴达公司Tye Sin Tat & Co.，经营船具，以后转业锡矿，赚了大钱，曾受封太平局绅，亦任工部局议员。在广汀会馆内，他与新宁人的义兴、增城客家人的海山有机会接触；通过同安同宗的胡氏，可以接触福建人的建德社（大伯公会）。最重要的是，他本身没有会党背景，所以他是华社和帮派间的鲁仲连；也是政府与华社之间的协调者。1867年受委调查该年槟城大暴动之起因。此外，他历任汀州会馆要职。1886年平章公馆建竣，他是广帮七董事之一。郑永美〈胡泰兴〉，见《槟 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贰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98），380页。
[31] 只列以会馆为对象的团体，广州府捐三百二十七元五毫，肇庆府捐三十四元，惠州捐二十二元，潮州捐九十五元七毫，嘉应捐三十三元，高州雷州捐四十五元，琼州府捐四十九元，汀州捐一百一十元零九毫。郑永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史略〉，同上，页164。
[32]〈屋宇召贌〉，见《槟城新报》1919年10月22日，页3。
[33] 于1919年10月31日的一则会议通知的新闻， 以“槟城潮州公司”众董事的名义发出新闻通知。目的是号召被推举出来的各邑代表出席会议。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为，一复选正式职员；二建设学堂之事宜。《槟城新报》1919年10月31日，页3。
[34] 针对南澳和丰顺这两邑，新马有些潮州会馆组织对于这两邑的包含持有不同看法。如，新加坡的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是纳入南澳，排丰顺。新山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是含丰顺，排南澳。潮州八邑系澄海、饶平、潮阳、普宁、揭阳、惠来、南澳、潮安。十县则加，丰顺和大埔。
[35] 陈春声〈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见《客家研究辑刊》2006年第2期，页10。
[36]〈会馆文物：题字牌匾〉，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页A14。
[37] 韩江上、中游地区，属山地地区，主要为讲客语。韩江下游是三角洲平原，以讲潮州语多。在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之前，韩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为潮州府所管，有海阳、潮阳、揭阳、程乡、平远、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镇平等县。雍正十一年后分划原属潮州府的程乡、平远、镇平和原属惠州府的兴宁、长乐五县，设立了嘉应州，其居民主要为讲客语。
[38]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二，页704-707。
[39] 戴荔岩〈大安社史略〉，见《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刊》（槟城：槟榔屿大埔同乡会，1968），页212- 215。
[40] 戴荔岩〈本会会史〉，同上，页51-52。
[41] 黄延凯广东梅县人，父亲黄遵宪曾于1891-1894年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黄延凯于1933-1940年出任槟城领事。他在出任领事之前，曾在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和文宣部门工作过，具丰富的经验。〈本屿今日社团动态〉，见《槟城新报》1936年12月12日，第5版。
[42] 〈鸣谢启示〉，见《槟城新报》1936年12月16日，第4版。
[43] 黄挺〈潮客关系简论――以潮汕地区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1期，2005年2月，页1。
[44] 戴培元（1887-1944），字淑原，广东大埔人。父春荣（1849-1919），号喜云，字欣然，曾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 (1907-1911)。兄芷汀（1870-1938），字培基，历任闽中诸郡邑。培元生长于霹雳太平，后随其父迁居槟城，幼年即接受中西方教育。1906年，协助清廷办理赈务，受封四品法部员外郎。因见清政不纲，父亲年事已高决计弃官，归返槟城。1911年，他获新加坡领事批准为代副领事，民国成立之后，先委以代理槟榔屿领事职至1917年，外交部正式委以槟榔屿正领事，直到1930年。《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槟城：出版社不祥，1922)，页31-32；《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大埔同乡会出版，1968)，页60。
[45] 方君壮认为韩江家庙是在1919年10月14日由潮州董事发起筹备。但笔者只能找到潮州董事最早刊登相关的一篇新闻是在10月31日。方君壮〈槟榔屿潮州会馆〉，见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页310；《槟城新报》1919年10月31日，页3。
[46]〈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见《槟城新报》1919年11月27日，页7；〈韩江学校开校志〉，见《槟城新报》1920年3月9日，页6。
[47]〈韩江学校四周年纪念正董事代表戴少平演说词〉，见《槟城新报》1923年3月9日。
[48]〈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页7。
[49]《槟城新报》1919年11月27日，页7。
[50] 同上。
[51]〈聘请校长〉，见《槟城新报》1920年1月5日，页7。
[52]〈戴府治丧处启事〉，见《槟城新报》1920年1月10日，页6。
[53]〈历史的回顾1〉，见《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韩江小学，1996），页96-102。
[54]〈槟城韩江学校筹办处鸣谢捐款（二续）〉，见《槟城新报》1920年1月14日，页7。
[55]〈槟城韩江学校筹办处鸣谢捐款（五续）〉，见《槟城新报》1920年2月27日，页12。
[56]《槟城新报》1919年10月29日，页12。
[57] 王琛发〈槟榔屿潮州会馆史论〉，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页26。
[58] 〈槟城韩江互助会〉，见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页335。
[59]〈槟榔屿潮州会馆职员表〉，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页319。
[60] 有关槟城的第三势力请参阅，黄贤强〈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页95-102。
[61] 十二姓氏为陈、林、蔡、黄、郭、张、吴、沈、杨、曾、刘、王。
[62] 1929年9月15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潮侨大会，决议名称定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