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以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纪念活动和《光华日报》报导评述为中心（1927–1940 ）

*陈是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研究战前（1927-1940）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也就是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纪念孙中山活动和《光华日报》的报导评述以了解孙中山精神在当时槟城的传承。这当中探讨的直接或间接纪念孙中山的纪念日为双十国庆（10月10日）、孙中山忌日（3月12日）和诞辰（11月12日）。这三大关系密切，与孙中山有渊源的机构在那国内外局势急速变化的时代，各司其职，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从槟城阅书报社的策划推动纪念大会或仪式、钟灵学校的教化兼参与、《光华日报》的报导宣传来看这三者如何互相配合纪念孙中山来唤起槟城华社对孙中山的记忆，使孙中山精神能在槟城传承。

（一）前言：孙中山与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槟城阅书报社、《光华日报》和钟灵学校
孙中山与马来半岛北部，20世纪初期仍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关系密切。他不仅从1906年起到辛亥革命前后曾到访槟城多次，此地也是他革命重地。[1] 这可从1906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槟城分会曾在1909年取代新加坡，成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所在地，接着孙中山1910年11月在槟城召开“庇能会议”，策划隔年广州起义的一系列革命发展事件来得知槟城的重要性。[2]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有生之年，就如海外其他孙中山革命运动阵地，除了同盟会（曾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最后重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外，槟城先后在1908年创立了宣传革命机关的槟城阅书报社，1910年开始出版促进革命思想扩散的宣传媒介和喉舌之《光华日报》及在1917年创办兴学宣扬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理念的钟灵学校。[3] 过去已有一些专章论述孙中山与三大槟城中国国民党外围机构直接（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或间接（钟灵学校）的关系，在此不再赘述。[4] 在此除了要简述三大机构之间的关系，也要进一步论述这三大机构的创立动机和宗旨与孙中山或其政治理念有何关系，才能合理化其传承孙中山精神的做法。

孙中山曾授函交待槟城革命同志创设报馆及阅书报社，以作为宣传党旨之机关。1908年，因土产（锡价）跌落之影响，报纸无法办成，槟城同志便先从槟城阅书报社办起，以作为办事机关。其宗旨在于宣传革命，实行孙中山揭橥之三民主义。[5] 这说明了槟城阅书报社不仅是当地国民党以外的办事机构，也肩负宣传实行国民党党旨和孙中山政治理念。二年后创刊的《光华日报》则是因孙中山有感当时革命力量在阅书报社创建后仍然薄弱，也就是革命运动影响力无法扩大，只有设立报馆来唤醒民众，共同致力于革命事业。在这动机下，该报在1910年由槟城阅书报社同志创立。其宗旨则为“厥力灌输海外侨胞以革命思想。冀由思想以产生信仰，由信仰发出力量，俾藉之以建立民国，完成革命。”[6] 《光华日报》为此身负宣传灌输海外华侨孙中山革命思想来付诸实行的重任。这也使到两者具有互补的作用，唇齿相依，关系十分密切。槟城阅书报社的宗旨需要《光华日报》的宣传，《光华日报》的长久维持则有赖阅书报社的协助。

至于属于教育机构之钟灵学校在1917年的创办是要以兴学推广国民教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到革命目的。[7] 这里问题指的是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1913年讨伐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槟城阅书报社同志认为在这点上只有先从教育入手，做一番革命的基本工作，尤其是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当时的书报社同志如陈新政、许生理、丘明昶、徐洋溢、林如德，觉得有创办主义化学校的必要，而发起创办钟灵学校。[8]　因此，这不难理解钟灵学校的宗旨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由首任小学校长吴亚农（1917-1922年掌校）所作的钟灵创校校歌甚至有“二十世纪兴吾校，三民主义作津梁”的词句。[9]　这清楚显示钟灵学校欲通过教育宣传灌输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从办事机构、宣传媒介到教育，不仅可看到三机构密切的关系兼互补性，也代表孙中山思想和精神会以不同形式和行动向当地华侨宣传灌输。

因此，纵观以上所述，这三大中国国民党在槟城的外围机构，从成立起除了宣传革命和中国民族主义之外，也毫无疑问推动唤起历史记忆，传承孙中山精神的纪念孙中山活动。虽三大机构从成立起陆续有此纪念活动，但本文论述的时间范畴是从孙中山逝世二年后的192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40年。这除了篇幅所限和第一手资料的欠缺，尤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现存《光华日报》战前的收藏只有自1927年开始至1941年，也了解到自1920年代中期，尤其1930年开始，当地国民党正处于不利的地位。[10]

因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地区之党务工作到了1920年代蒸蒸日上，为抵制此党的各种政治活动，马来亚英属殖民政府在1925年7月开始禁止与压制其各种活动，但推行不力，没有达致结束国民党的期望，其党部组织仍然健全。[11]　到了1930年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马来联邦最高行政专员( 1930-1934 )后，对马来亚的中国国民党，采取强硬和严厉压制政策，有效地使马来亚中国国民党运动陷于瘫痪状况。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国民党党员常遭逮捕，党务将近停顿，党员人数骤减。[12]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扭转了此种情况。从1920年代中期禁令下马来亚中国国民党在压制下继续活动，到1930年后，该党由于不能公开活动，致使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得在学校、报社、其他社团名义的掩护下，进行活动。这局面使该党的外围机构比以往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一历史发展，本文所提到的三大外围机构在1927年后的纪念孙中山活动上似乎会肩负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非常重视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简号的建构和传输，通过仪式、话语和政治动员等权力技术和运作手段不断唤起民众对孙中山的社会记忆。国民党如此积极投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寻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一种使民众自愿服从的威权体制。[13]　当然，对于国民党而言，孙中山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象征，掌控这一权威，即为其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又有助于其统治的便捷。国民党通过举行总理纪念周、逝世日、诞辰日等一系列纪念仪式来展现其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的独占权。[14]　当这孙中山纪念活动出现在1927至1940年的海外如槟城的特殊背景下，这与孙中山有关系的三大外围机构是如何通过唤起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不仅确立国民党，甚至这些外围机构在海外华侨中的地位和合法性，也带动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15]　因此，本文正是要通过探讨这三大机构在三个直接或间接纪念孙中山的日子来了解战前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这三个纪念日分别为双十国庆（10月10日）、孙中山忌辰日（3月12日）和诞辰（11月12日）。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因槟城阅书报社在推动《光华日报》的出版和钟灵学校的创办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三大机构的领导人互有重叠，而下一章正是要分析这三大机构的领导层与关系。[16] 因此，逐年研究三大机构三个纪念孙中山的日子，并从中注重探讨某重要的年份或纪念周年庆，从而在时间和机构互动，纵横两方面论述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这不仅要尝试找出这三大机构在这方面各自不同的角色上是否有互相支援和配合的互补性，也可看出纪念情况逐年的演变和比较机构之间进行或报导评述此活动的态度兼积极性。此外，本文在探讨孙中山纪念日之时，除了述及其活动兼发展，再加上略提一些社团如何涉及此活动，也要看《光华日报》如何在这三个纪念日报导、宣扬或评述纪念孙中山活动，以对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此文不会仅看纪念日当天的活动或报导，也会纵览纪念日前后以对活动发展的脉络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三大外围机构之间的领导层与关系
从《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该社“本社历届职员一览”和有关《光华日报》“历届董事及经理”以及《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中“历届校董部常务委员名录”可供对照的1927至1937年来看，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的领导人互有重叠，显示这三大机构关系密切。[17] 有些领导人如许生理还两度在二大机构执领导层牛耳，如1932年分别出任槟城阅书报社正主席和《光华日报》董事部正主席，并在1934年再次出任槟城阅书报社正主席和钟灵学校校董部正主席。如果往前追溯更会发现陈民情在1927年同时掌控三大机构。有些人士也连续或断断续续蝉联这三大机构的首座如许生理和王景成。在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三大机构的委员变动也不大。有些年份甚至看到原班人马在隔年仍然留任该董事会，如1936和1937年的《光华日报》董事会以及也是这二年的钟灵学校校董部。这互有重叠的领导层也以福帮（闽籍）人士居多，和槟城当时的华人人口以福建人居多形成正比。[18] 这也说明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是福帮人的天下，由他们牢牢掌控。

除此之外，钟灵学校的行政方面能否与该校校董部甚至槟城阅书报社互相呼应，也是颇重要的。这不仅能带动该校师生参与槟城阅书报社的纪念孙中山活动，也能深化该校党化教育，有效地在教育方面传承孙中山精神。从1931年起至1939年，接掌钟灵中小学教务长（校长）的陈充恩（1900-1952）正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原籍江苏南京的陈充恩从1933年起也出任槟城阅书报社训练一职。根据陈荣照和叶钟铃的研究，陈充恩从不掩饰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当他出掌教务长适逢中国开始遭日本步步入侵，而他便积极参与抗日筹赈之活动。[19]

因此，这三大机构基本上共享同一个领导班子，也意味着目标的一致性。做为中国国民党在槟城的外围机构，其目标不外是遵行、宣扬和实行国民党的党旨，也就是孙中山的精神。在槟城阅书报社的策划兼推动、《光华日报》的宣扬、钟灵学校的教化下，三机构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向槟城华侨灌输孙中山精神以达到其精神在海外的传承。在以下的探讨中，本文将会看这三大机构如何在其中一个能推动和落实孙中山精神传承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以完成其使命。

（三）双十国庆
十月十日双十国庆庆祝的是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虽然革命成功导火线的武昌起义不是由孙中山所策划的，但孙中山多年来的革命活动和多次不成功的起义，都为武昌起义后的大变局铺下奠石。因此，双十国庆被看作是孙中山革命成功的日子，值得民众庆祝。[20]

1927年的双十节，槟城平章会馆为庆祝此节庆，举行提灯会。当天的提灯游行队伍没见到槟城阅书报社参与其盛，而钟灵中学为游行中的殿后队，人数最多队伍则来自中华学校。[21] 游行队伍当时在中国领事署前行礼，并高唱中华民国万岁三声，然后奏国乐。其中培南学校队伍的横额之上除了紥上两国旗，中间也悬挂孙中山遗像。[22] 至于有关社团的国庆报导有提到明新社、辅友社的庆祝装饰和活动，甚至丽泽社的庆祝装饰，独不见槟城阅书报社。[23] 但是此社三十周年纪念刊载有当天举行国庆纪念式。[24]

虽然如此，《光华日报》却在这年国庆日的游行、评论和广告扮演一定的角色。槟城庆祝双十节提灯会临时筹备处将茶水和火柴交由《光华日报》社管理。提灯游行队伍可到其台牛巷办事处索取。[25] 有关兢兢书局售卖筹备国庆用品如国旗、孙中山赛瓷徽章、孙中山国旗赛瓷徽章，再加上新新书局售卖国旗用品的广告，不只出现在国庆前，也延续到国庆后，似乎想把国庆的热潮延续下去。[26] 当时的1927年也适逢南京国民政府在4月份的成立，但北方的北洋政权仍存在。这只有经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后的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才将统治权扩展到全国。[27]

此报同年刊出的两篇评论除了呼吁社团学校开会庆祝国庆，也指出在北伐即将完全成功之际，民众应升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非军阀的五色旗。[28] 另一篇则把国旗和孙中山联系起来，以这论述来呼吁华社换上青天白日旗“自从孙先生指示我们革命的途径，大家不约而同地齐起来集中于青天白日之下，努力于国民革命运动，以打倒旧势力，旗帜所指，妖氛潜消，北洋军阀的运命，日见短促。”[29] 由以上活动和报导所见，槟城阅书报社在1927年还未有值得被报导的双十节纪念或庆祝活动。

1929年的双十国庆，槟城阅书报社有举行庆祝大会的情况虽不见于报导，但在平章会馆的全侨庆祝国庆大会不仅有唱国民党党歌、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致礼、恭读总理遗嘱的仪式，更有中国驻槟领事戴培元（1912-1930年任职）致词呼吁拥护国民政府。钟灵中学队伍联同福建女校、丽泽学校、丽泽社也在提灯会游行位列第二。仅次于第一队华侨庆祝团。[30] 此外，《光华日报》也在国庆前一天和后一天，刊登全版“国庆纪念特刊”，前一天的特刊还附上“总理遗嘱”。[31] 国庆前一天，“本坡新闻（一）”有一小栏还呼吁“遵照实行孙中山的遗训，想到双十节是孙中山和许多革命志士所造成的。”[32] 国庆隔天，该报也刊登两篇有关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社论和评话。[33] 这一切显示《光华日报》在国庆积极宣传孙中山精神的时候，槟城阅书报社仍未有主导性的双十节活动。

1930年开始到1937年的双十节国庆，如果正如第一章所述马来亚中国国民党在金文泰总督强硬压制下，其外围机构如槟城阅书报社在这与孙中山有间接关系的活动上，应有显著或主导的纪念活动。当时金文泰的政策有可能导致1931年的国庆纪念不再有提灯游行。这是因为除了九一八事件和中国严重水灾的困难情况外，当时的英殖民政府也不发准证于游行。[34] 况且，随着当时日本侵略行动之扩大，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当地华人之爱国思想与行动日益明显，槟城阅书报社应藉此时机进一步推广孙中山精神。但是，在《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皆有记载该社至1937年有为国庆纪念，举行庆祝会，却仍不见《光华日报》从1930年到1940年有报导该社当天的庆祝活动。[35] 另一份当地报刊《槟城新报》在所提到的年份也未有此报导。[36] 这是否表示槟城阅书报社并不积极参与此项间接纪念孙中山的活动，而不获得本身宣传喉舌《光华日报》所关注和跟进报导。实际上，纵览1930年至1940年的《光华日报》，槟城双十国庆的重任和主导权虽落在平章公馆，而事实上槟城阅书报社的主要职员在当中的国庆筹备的庆祝却获得高度重用，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主掌国庆筹委会或纪念大会主要职位。有时还继领事、大会主席后给予演说或是大会首席演说者。

1931年的国庆纪念典礼，槟城阅书报社代表黄凤翔继大会主席杨芷乡后给予演说并在演词最后要求民众实施孙中山遗教。[37] 1932年的双十国庆，继中国驻槟领事谢湘（1931-1933年任职）致开会词后，时任槟城阅书报社监察的何如群，接着是钟灵中学教务长的陈充恩演说。[38] 何如群在1937年再次继领事、大会主席后给予演说。[39] 下一年（1934年）的国庆侨众大会，继中国驻槟领事黄延凯（1933-1941年任职）演说后，槟城阅书报社监察刘惟明作为该社代表给予演说。[40] 1935年和1937年的槟城华侨国庆纪念大会筹委会的其中一位总务是槟城阅书报社常务王星辉，而王君在1937年的侨众庆祝纪念大会是槟城阅书报社代表。[41] 1938年移师春满园举行的国庆纪念大会，位列演说者第四位的槟城阅书报社代表，也是钟灵中学教务长的陈充恩在演说中更提到槟城阅书报社在革命中的重要性。[42] 1939至1940年间，槟城阅书报社要员王景成在这两年身任国庆纪念大会主席一职，更在1940年联同也是书报社要员，出任纪念大会副主席的何如群，共同发表国庆纪念宣言，呼吁中华民族要继承辛亥革命之精神，为独立自主决心打倒汉奸消灭暴敌。[43] 以上这些国庆纪念大会的逐年发展皆显示槟城阅书报社借用由平章会馆主办和动员槟城华侨参与其盛的双十国庆，传承孙中山精神。

至于钟灵中学在1930年代也积极参与这些国庆纪念大会。[44] 其中，钟灵中学曾在1931年的双十国庆在该校操场开露天纪念大会。[45] 尤有进者，钟灵中学在甘光峇汝新校舍的奠基典礼则选择在1934年双十节庆当天上午十时举行，由也是槟城阅书报社副主席的该校校董丘明昶主持。当时的典礼除了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敬礼和恭读总理遗嘱外，大会主席，也是阅书报社副主席的刘玉水在致词时点出孙中山与钟灵的渊源，指出建筑新校舍之创办事业精神，真如孙中山之努力革命事业，并希望学子继续孙中山未了事业，努力去办。[46]

另一方面，《光华日报》除了在1930年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篇幅报导上述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和其他社团参与其中的国庆活动外，也在国庆前后的评论、社论及副刊，特别是国庆或双十节纪念特刊、专号刊载文章纪念双十国庆。这些文章内容跟着当前局势，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时势而有所改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庆纪念特刊就有文章题为“惨痛悲愤中的国庆纪念：今年双十节给予我们的感想。”[47] 七七事变后，这些国庆文章更趋向于将抗战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精神联系起来。1938年在“星期评论”的“双十节献词”中有写道“我们须认清抗战建国的意义。孙总理的倡导国民革命，就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开始。”[48] 当年《光华日报》也联合刚被收购的《槟城新报》出版《光华日报槟城新报双十节纪念特刊》，其中不乏使用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主义来抗日救亡。[49] 1939年的国庆前一天刊登在第二版的社论最后指出要秉承总理遗教，发扬先烈革命精神，党国民族，才有无限的前程，要大家在纪念国庆的时候以此自勉。[50] 当天的副刊“大路：双十节特刊”还有文章通过指出应钦佩学习孙中山百折不挠革命的坚心，以此斥责有些从昆明私逃的华侨机工，并接着斥责汪精卫为汉奸，始终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51] 这种把抗战与中国革命兼孙中山留下的使命挂钩的文章在1940年国庆副刊仍然见报。[52] 总而言之，《光华日报》在双十国庆通过报导评述来传承孙中山精神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四）孙中山忌辰日
1925年9月，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国府令，规定每年3月12日为“先大元帅逝世纪念日”，各机关均应放假一天，并列入各级学校校历。由此，国民党逐渐创造了一个新的节日—“总理忌辰日”。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又把这一天纳入革命纪念日之列，每年都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事先制定好纪念办法和宣传大纲，统领全国各级党部、各机关、团体、学校一体实施。1929年孙中山忌辰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9次常会制定了《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办法》，下发全国各地实行。[53] 此外，1929年也正值孙中山逝世四周年之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首都南京市政府举行隆重的“总理逝世纪念仪式”。国民党中央党部规定，先在大礼堂举行公祭，然后于十时齐赴飞机场，参加南京市全体党员民众公祭典礼。[54] 因此，如果从《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所载，槟城阅书报社似乎被中国政令和典礼所影响，从1929年才开始至有记载的1937年，年年都为孙中山逝世纪念举行纪念式。[55]

1929年3月，槟城阅书报社通告有关孙中山逝世第四周年纪念日中，除了要求同志当天下午二时到该社参加行礼、休假、下半旗和停止宴会外，还得臂缠黑纱。[56] 当时社评、评林和分二天全版刊载“总理逝世四周纪念特刊”的文章专注在纪念、回忆孙中山本人，其逝世和话语。[57]值得一提的是，《光华日报》分四天报导的槟城阅书报社3月12日开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会情况则专注在演讲中有关孙中山为三民主义的奋斗和他与槟城阅书报社的关系。演讲内容后还有提及钟灵学生唱纪念歌才告散会。[58] 除了三民主义外，该报为了让孙中山遗教深入民心，特别再次分四天连载胡汉民在立法院所讲有关“总理全部遗教就是中国的不成文宪法。”[59]

1930年2月金文泰总督高度打压国民党后的孙中山忌日正好是孙中山逝世五周年纪念。槟城阅书报社当时发出通告呼吁华侨在忌日当天下半旗和告知该社开会纪念兼刊登国民党中宣部印发有关孙中山逝世五周年纪念告民众书。[60] 《光华日报》在忌日前一天除了有社论和二大版的“总理逝世五周纪念特刊”仍像往年纪念和追忆孙中山外，还多出一宣传性文章“总理逝世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是有关国民党从上年四周年的纪念日起到当时的发展。[61] 这似乎想向华社显示和宣导秉持孙中山精神和理念的国民党正向前迈进。五周年大会当天，到会的人士有钟灵中学和福建女校两校学生。当时的开会秩序如下：

（一）全体肃立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二）恭读总理遗嘱。
（三）静默。
（四）唱总理纪念歌。
（五）主席致词。
（六）演说。
（七）口号。
（八）唱党歌。[62]

主席丘明昶把阅书报社和孙中山联系起来，指出该社是孙中山领导下而组织，其同志输助革命牺牲物质精神。它提及有人对该社的攻击，是因不回顾该社过去的历史。接着有演说者如沈渭泽说“总理以救国重担交给学生，并交给男女学生，男女学生应共同负起责任，向前努力。”[63] 丘明昶似乎有意在国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之际，突显槟城阅书报社的重要性，还通过该社与孙中山的渊源，宣扬孙中山精神。当时的沈渭泽也要向出席的钟灵福建学生灌输孙中山精神。

接着，孙中山逝世六周年之际的1931年，《光华日报》除刊登槟城阅书报社将在忌日当天举行纪念仪式的通告和新闻，也在忌日前一天刊载二大版图文并茂“总理逝世六周纪念特刊”，当中更有纪念凭吊孙中山的诗歌。[64] 值得关注的是，当中刊载的照片如孙中山像、铜像、数张总理陵墓显示《光华日报》要通过照片加深当地华侨对他的记忆。如果进一步去看当天槟城阅书报社的纪念，钟灵和福建两校师生仍旧出席，主席丘明昶老调重弹，再提该社与孙中山的渊源，也就是孙所创立，尤其精神遗留在该社，应当奋然兴起。[65] 这两年的主席演词一再说明阅书报社有其正统性和合理性传承孙中山精神于槟城华社。

从1932年到1934年，槟城阅书报社举办的总理忌辰纪念的通告和形式没有多大改变，钟灵师生仍参与其中，但是却载有当时中国驻槟领事谢湘、吕子勤（1931-1933年任职）到黄延凯的参于和在纪念当中筹赈来救祖国难民的行动。实际上，当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土遭到侵略之后，有关纪念日的演词和文章皆出现了“悲悼”、“国难中”、“希望”、“合力促其实现”、“完成总理未竟之志”、“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关键词。[66] 这一切不外是要通过此纪念日，宣扬孙中山精神，拥护中国中央政府来一致对外，驱走外敌，完成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光华日报》编辑室在九周年纪念日隔天提到一句引人深思的句子“总理逝世九周年纪念，已於昨日过去，纪念会举行仪式，演说看慷慨激昂，只成一年一度的例话，不知总理信徒，亦有念及总理遗嘱之尚未实现，而引咎自责者乎？”[67] 这似乎要敦促社会孙中山的理念精神不该流于形式，而该尽快付诸实行，完成使命。

另一方面，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的1935年，《光华日报》除了刊载在中国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的情况，也在头版刊登全版“孙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68] 当中有些文章的语气较重来唤醒民众抗敌救国和驳斥扭曲孙中山遗训的言论。这当中如“先总理微弱的抗敌救国呼声—国人听诸！”指向孙中山倡导的“平和、奋斗、救中国”，而“纠正诬蔑中山先生的一种言论”驳斥有关中日亲善是孙中山的遗训。[69] 至于槟城阅书报社的纪念会中，出席的钟灵中学和福建女校学生各二十名。钟灵生还负责唱纪念歌和党歌。当年的活动还看到《光华日报》的董事和编辑受邀演讲。身兼《光华日报》董事经理的该社监察刘惟明是大会主席。他说“唯有希望一班青年同志，共同努力，完成总理遗志。”[70] 《光华日报》编辑林姗姗在演述孙中山史略时不仅提到槟城只有领事馆和该社开会纪念，也谈到孙中山与该社的渊源，更点出该社、报馆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来唤起民众当中孙中山的精神，“本社办报馆，办学校，报馆责在宣传，学校用以制造人材，此两者皆为唤起民众之工作。”[71] 中国驻槟领事黄延凯在演词中最后也指出如下：

总理远矣，纪念总理之唯意义，在国民党人能痛切忏悔，痛切觉悟，牺牲私人之成见，为彻底团结，为谋国内之永久和平，为三民主义之切实奋斗，中华民族始能复兴，革命救国大业始能完成。”[72]

以上所述数讲词，不仅唤起民众对孙中山的精神，也道出三大外围机构在宣传唤起此精神之关系。

隔年（1936年）的纪念通告有异于往年。这因槟城阅书报社与中国驻槟榔屿领事馆共同发布通告有关举行孙中山忌辰纪念仪式。[73] 抗战全面爆发数个月前的1937年3月槟城阅书报社纪念仪式与往年相差不远。钟灵师生参与其中，主席许生理在“沉痛悲切”下致词主持仪式，明新学校也同时举行纪念会。[74]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小论”的纪念感想是以孙中山“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来联共总动员收复失地。[75]

最后，如果进一步去分析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数年，涉及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参与其中、《光华日报》报导评述的孙中山忌辰纪念仪式时期的演说、社论等，有三点值得去留意。第一是当中论调是有关坚定信仰、发扬光大到贯彻完成孙中山理念兼精神如革命、三民主义和遗志。第二是将孙中山与抗战建国联系并进入战斗状态，如以坚决的斗争纪念孙中山，继续孙中山精神奋斗，发扬孙中山的战斗精神。第三是进行抗日救亡之工作，如伤兵之友运动。[76] 以上三点说明在孙中山精神的传承不只停留在思想精神层面，而要进入实际层次，呼吁以此精神付诸实行抗战救国，最终达成革命，完成大业。

（五）孙中山诞辰
除了“总理忌辰日”可传承孙中山精神之外，另一个就是中国国民党当局制定的与孙中山有关的纪念日，落在11月12日的“总理诞辰日”。在当天，中国各地的国民党组织、机关、团体、学校都要开会纪念，遵照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宣传基调进行宣传，并放假一天，悬挂彩旗庆祝。[77] 虽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5次常务委员会在1926年议决此日为孙中山诞辰庆祝日，但槟城阅书报社并非从此年，而是1929年开始纪念。[78] 值得一提的是，钟灵中学却在1927年11月12日上午七时半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会。最后，参与者还高呼“孙中山精神不死”、“孙中山主义成功”、“大中华民国万岁”诸口号才散队。[79] 至于《光华日报》在当年纪念日数天前的评论，一则为呼吁纪念孙中山诞辰日之时，消除藉党营私之腐化党员及假革命分子，另一则为提到因孙中山主义是爱好和平，其诞辰日与11月11日的世界和平纪念日共同为可爱之纪念日。[80]

接着，1928年《光华日报》的评论有一则把孙中山诞辰与和平纪念日齐论时，认为世界未有和平下，只有纪念孙中山这位和平使者，致力于其主张，和平之境不远了。[81] 孙中山理念在此被看作是解决世界纷争的不二法门。另一则谈的是此纪念日不可只流于形式，而要奋斗努力，建设新中国。[82] 如果再深入探讨《光华日报》纪念日隔天的报导，会发现纪念日当天除学校停课和报馆停刊外，各社团商号也悬国旗，以表庆贺。该报还指出这是槟城空前所未有之好现象。[83]

1929年孙中山诞生六十四年纪念日之际，槟城阅书报社发布通告遵照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训令有关11月12日为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除休假升旗，还邀请当地华侨当天到该社庆祝。[84] 有关该社纪念大会情况共分三天刊载。[85]据载，槟榔屿的纪念是由该社召集各侨众举行大会。仪式中，钟灵学生高唱纪念歌。大会主席许生理讲词后部分注重论述孙中山作为结束如下：

现在我们应莫放弃我们的责任，别忘记总理的遗训，负起总理放下未完的工作，恢复旧日拥护总理的决心毅力，团结一致，因为总理说过今后的责任是要给全体分担的，我们不要灰心，鼓舞勇气，努力向前，就在今日，纪念总理诞生之辰，请大家复活二十年前随总理奋斗的热心，鄙人不敏，情愿追随诸同志之后，这样总理精神不死，总理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86]

接下来数位演说者，有些则把槟城阅书报社做为革命策源地之中心点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孙中山诞辰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到超越释迦牟尼和耶稣，三民主义则成为唯一救国主义、空前绝后无双之主义，孙中山一生唤起民众工作为要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87] 这是像似建构一个完美超凡的孙中山，其精神与宗教精神没有多大差别。

1931年11月12日的槟城阅书报社总理诞辰纪念大会，钟灵中学和福建女校师生仍旧出席。钟灵学生在仪式中合唱纪念歌，而仍未成为该社职员，时任钟灵教务长的陈充恩演述孙中山生平史略。当时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会发觉陈充恩、大会主席丘明昶和谢湘领事在这四百余人的典礼讲演重点为完成孙中山未竟之志，努力奋斗救中国。[88] 《光华日报》的“来论”题为“如何纪念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也提醒在这内忧外患之时刻，要对孙中山绝对信仰服从。[89] 该报也对有商店在当天挂五色旗和忘记升旗给予重点报导。[90]

隔了一年，也就是1932年，槟城阅书报社仍有此纪念大会，人数比往年少了约一半。钟灵福建师生仍旧出席，陈充恩也被受邀讲述孙中山史略。连续两年由一校之长讲解孙中山的生平，该社欲教化出席的学生孙中山精神已是不言而喻了。此年仪式不同之处是两校师生合唱党歌、中国驻槟领事也未出席。主要嘉宾演讲的重点也注重在阅书报社和孙中山的关系，指出该社是孙中山领导组织者，赓承孙中山遗志努力不懈，对于国家社会及文化教育商业均有巨大贡献。[91] 《光华日报》在纪念日当天出版的“总理诞辰纪念号”也似乎有意提醒当地华侨孙中山与槟城的关系，在专号中刊登了孙中山在槟榔屿柑仔园门牌400及404号的寓所照片。[92] 这些通过演说、照片强化孙中山与槟城的关系，实际上有助于合理化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

接下来1933年和1934年在槟城阅书报社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与往年仍旧大同小异，而1933年也看到明新夜学集会纪念此日。[93] 1935年的槟城阅书报社纪念仪式在《光华日报》有接近全版的报导，而且指出槟榔屿“全埠旗帜飞扬”。[94] 当中驻槟领事黄延凯的演说中还比较中国人纪念孙中山就如美国人纪念华盛顿，而且世人崇拜孙中山比华盛顿更为热烈。[95] 《光华日报》在同年纪念日的前后数天，也就是从1935年11月8日至11月14日连载五篇由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的文章，有意在此纪念日唤起华侨有关孙中山和革命运动的关系。[96]

正如前两项纪念孙中山活动的双十国庆和孙中山忌日，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在形式、演词，甚至会场皆有明显的改变。当天在槟城阅书报社举行的纪念大会，除了福建女校学生，四十余位钟灵中学学生组成歌咏团出席。主席王景成致词时也声明当天的纪念和往年的纪念，意义稍有不同。他指出在这由孙中山创立的书报社，应当本着孙中山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奋斗救中国，才不失纪念的意义。[97] 接着演说的黄延凯领事除了高举孙中山为世界第一人外，也说“现有我们的抗战，是秉承总理遗教，为求国家民族的自由，同时为求国际的自由而战，当此生死关头之中，我们纪念总理，更要加倍努力，求到我国为自由而抗战的最后胜利。”[98] 其他演说者皆鼓励当地华侨于纪念孙中山之际应加紧救国工作，如踊跃成为将士及认购自由公债等。纪念大会现场还满贴标语，如“纪念总理，不忘救国工作”、“有钱人不买自由公债，便是等于国贼汉奸”。[99] 当时的“副刊”有篇文章呼吁使用筹赈救亡的方式来纪念孙中山，其中一个实际的方法是购买贴上“总理纪念章”，在纪念孙中山功业的同时，可赈济中国战区的同胞。[100]

从1938年开始，在主要纪念筹办者仍是槟城阅书报社下，有更多团体或机构也加入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如1939年被重点提到的新生励志社和1940年的槟榔屿店员联合会。[101] 在这以外还有以筹赈方法来纪念的槟华筹赈会、玻璃池滑筹赈分会和峇六拜筹赈分会等。[102] 这种筹赈情况正如明石阳至（Yoji Akashi ）所指出额外的捐款或筹赈会在纪念日如孙中山诞辰来进行。[103] 因此，在纪念日当天，筹赈成了纪念日主轴，比前章讨论的孙中山忌日还要显著。当天的整体纪念流程是上午槟华筹赈会的筹赈活动，下午为槟城阅书报社的纪念大会。1938年槟华筹赈会指出为了纪念孙中山革命伟大精神，便邀请包括钟灵在内的各华校学生，分成五十队，到各街区劝售孙中山遗像，以为助赈。[104] 卖像的成绩不理想下，报纸本身还会自责做得不够兼斥责不出钱的华侨。[105] 1939年除了上午的筹赈外，阅书报社的纪念会还邀请筹赈会合唱团到场歌咏。当时还有特别刊登出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有关吁请侨胞捐助医药寒衣的新闻。[106] 当时的评论也借用此纪念日，通过孙中山精神来进行实际，与抗战有关和筹赈的行动，并可鼓舞华侨参与其中。这当中重要的论点有用孙中山百折不挠精神来抗敌、团结拥护贡献于（重庆国民）政府、实行孙中山联俄容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了解三民主义、抗战建国、敌人在孙中山伟大精神照射下日趋崩溃和戒慎戒惧的态度和埋头苦干的行动纪念孙中山。[107]

（六）结论：从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纪念孙中山活动和《光华日报》报导评述看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国内外局势的急速变化，孙中山纪念活动随着时代的脉搏发展，精神传承也随着这一步伐进行。从1925年开始英殖民地政府未严格执行压制马来亚中国国民党的行动、1929年中国中央有关孙中山纪念日的训令、1930年的金文泰总督强硬对付当地国民党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皆为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也就是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和《光华日报》创造不同的环境来推动孙中山精神的传承。马来亚中国国民党自1930年代初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时这三大机构取代该党，走在前头，执行纪念孙中山的任务，传承其精神。其纪念活动和相关报导评述的积极性与时并进，跨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进入了高峰期。

在文中提到的三个纪念日活动，双十国庆间接纪念孙中山，而孙中山忌日和孙中山诞辰两个纪念日则直接纪念孙中山。在双十国庆上，正如第三章所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有记载该社在本文论述的年份中，皆为此日举行纪念仪式或庆祝大会。但是，我们会发觉这又不见其创办的《光华日报》，甚至当地的《槟城新报》有报导该社的国庆活动，使我们不得而知其纪念情况或规模，反而是当地华社最高领导机构平章会馆的庆祝活动获得可说是大篇幅的报导。这显示此纪念日在槟城的主导权和有规模的庆祝活动兼仪式由平章会馆所掌控。虽然如此，这并不代表槟城阅书报社不重视此项有助于纪念孙中山的纪念日和活动。该社实际上借用这槟城华社最高领导机构，通过掌控当中国庆筹备委员会数要职和演说权，间接推动和传承孙中山精神于更广大的槟城华侨社会。钟灵学生更不落人后参与该庆典，而该校甘光峇汝新校舍的奠基典礼和竣工日期也特别选择在1934年和隔年的双十节国庆，对该校和其师生具有特殊意义。至于《光华日报》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畴内更是积极报导评述此纪念日。

如果和双十国庆相比之下，直接纪念孙中山的孙中山忌日和诞辰之纪念日则明显地看到这三大外围机构，尤其是槟城阅书报社在槟城华社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光华日报》的报导中，不仅可看到该社自1929年起不间断发布和举行这两项纪念日大会，有时还获得大篇幅报导，声势在当地社团中最为浩大。钟灵师生也不间断地出席，是当中主要的出席团体。钟灵学校在该社的仪式中不仅被赋予重任演唱纪念歌或党歌，该校主要代表，也是该社职员的钟灵教务长陈充恩是其中主要演说者，常述说孙中山史略。学生在参与纪念仪式和聆听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下，会渐渐被熏陶教化，进而孙中山精神传承于学子当中。阅书报社的纪念活动在日本咄咄逼近中国的当儿，更为慷慨激昂，参与人数踊跃，并在1937年后进入转折点。该报社在有主导槟华筹赈会下，将孙中山纪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筹赈结合进行，以行动来实践孙中山精神，拯救国内同胞于战火摧残的水深火热之中。《光华日报》在这两项活动更给予积极配合，从报导到社论、评述、副刊、纪念日特刊等无不跟随该社步伐和国内外局势的发展，重点报导评述该活动或当时与孙中山精神联系的主轴如抗战或筹赈。

若更进一步看这三大机构之间的配合纪念孙中山活动的情况来看，便可得知在槟城中国国民党以外，槟城阅书报社作为该党机关在这三者之间占有主导的地位，而党校钟灵学校和党报《光华日报》前呼后应，积极给予配合。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了解到纪念活动的演词或《光华日报》的评述常会把孙中山，特别是其革命事业和槟城以至阅书报社的渊源，兼也时有提到《光华日报》和钟灵学校由槟城阅书报社所创，也间接表示与孙中山有关系。因此，当时的孙中山精神虽把槟城的华社和其爱国主义导向中国，而非本地，但上述做法首先要提醒槟城华社孙中山精神在孙中山有生之年已和槟城有紧密联系，并非是强加于当地，来自于中国的外来或非本土产物。接着这也要巩固三大机构在当地传承孙中山精神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孙中山精神在本文论述的时间范畴内，三机构以类似“三位一体”的结合下，通过推动策划、宣传和教化以期向槟城华社各阶层传承发扬。

总的来说，虽然孙中山精神的传承是难以去衡量，但是从本文论述早期的仪式、口号和思想的谈论到了全面抗战，孙中山纪念日的特殊意义被借用，便扩展到以行动，也就是筹赈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孙中山精神不再沦为一种空洞口号式或仪式化的精神，反而已提升到至少能够唤醒民众对孙中山及其政治理念的记忆，转换成能够实行以救国的实用精神。这种纪念加行动的结合无疑可更有效地唤醒当地华社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来传承孙中山精神。但，不可忽略的是，这得力于其背后一股强大的三结合推手：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和《光华日报》定期的纪念和报导评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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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孙中山到访槟城的年份，可参阅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页182附注1。
[2] 有关详情，见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页183-184；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 : 策动广州三、二九之役》（槟城 : 南洋田野硏究室, 2004），页11-86。
[3] 槟城阅书报社、《光华日报》和最后发展为钟灵中学的钟灵学校的英文名称分别为The Philomathic Union of Penang, “Kwong Wah Yit Poh” 和Chung Ling High School。
[4] 有关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的论述，可参阅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页184-188；有关钟灵中学的论述，可参阅陈荣照<春风化雨四十年—钟灵1917-1957>，陈荣照（主编）《槟城钟灵中学校史论集, 1917-1957》（新加坡 : 钟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 2007），页2-3。
[5] 杨汉翔 <中华民国开国前后之本社革命史>，《槟城阅书报社二十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1），页6；李宝镜 <光华日报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一一）。
[6] 傅镜冰〈光我华夏 —本报创刊三十七周年纪念辞>，《光华日报创刊三十七周年纪念特刊》（槟城 : 光华日报, 民36），页1。
[7] 起予〈钟灵学校之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二十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1），页157。
[8] 期〈校史〉，《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槟城：钟灵中学，1938），页１。槟城阅书报社也分别在1920年和1923年创办了福建女校与丽泽学校。但因篇幅所限，此二校不在本文重点讨论之中，当中会简略提及。有关此二校创建和早期发展，见吴体仁〈本社之下层工作〉，《槟城阅书报社二十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1），页124-130。
[9]　起予〈钟灵学校之史略〉，页157,165。
[10] 1941年的缩微胶卷缺少了要探讨的三个纪念日部分。
[11] 杨进发《杨进发卷：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175。杨进发和R.B. McKenna指出有数种因素有利于马来亚中国国民党渡过1925-1930年执行的禁令时期，详文见Yong C.F. and R.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c1990 ), pp. 84-86.
[12]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页65。
[13] 段春晖<民国时期孙中山社会记忆的生产路径分析>，《理论观察》，2007年第 5期(总第47期),页53。
[14] 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页173-174。
[15] 历史记忆是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如孙中山当时的形象。至于之前提到的“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本文的孙中山历史记忆是通过纪念日、报刊报导评述来保存流传。有关“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的进一步说明和不同之处，见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页138。
[16] 此三机构在成立初期曾共用同一地点办事和教学，见许生理<本社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三）；陈充恩<钟灵学校之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二十一）。
[17] 参阅<本社历届职员一览>，《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五四）-甲（五七）；李宝镜 <光华日报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一七）；〈历届校董部常务委员名录〉，《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槟城：钟灵中学，1938），页2-6。
[18] 有关三机构人士的籍贯和槟城人口数据，可参阅余金珠综合收集的人物籍贯和数英殖民档案的人口数据，见余金珠<福帮人与槟榔屿的华文教育（1900-1941）>，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槟城、新加坡：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 2005 ）页273， 303-304；人物的籍贯也可参阅陈舜贞<中国《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和英国《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槟城、新加坡：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 2005 ）页244-248。
[19] 陈荣照<春风化雨四十年—钟灵1917-1957>，页11；叶钟铃<钟灵中学历任校长的业绩>，陈荣照（主编）《槟城钟灵中学校史论集, 1917-1957》（新加坡 : 钟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 2007），页68-70。
[20] 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页211。当时为纪念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经临时参议院议决，以10月10日武昌首义日为国庆节，见中科院台湾所编《中国国民党全书：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165。
[21] 《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13日。
[22] 《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
[23] 《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
[24] <本社大事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四十）。
[25] 《光华日报》，1927年10月6日。
[26] 见《光华日报》，1927年10月7日、8日、11日、13日、14日、15日和17日。
[27]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页136。
[28] 详文见<评林：双十节—社团学校应该开会庆祝>，《光华日报》，1927年10月6日；<评林：今年双十节升旗问题的商榷>，《光华日报》，1927年10月6日。
[29] <论坛：青天白日旗同五色旗>，《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
[30] 《光华日报》，1929年10月11日。
[31] 《光华日报国庆纪念特刊》，1929年10月9日；《光华日报国庆纪念特刊》，1929年10月11日。
[32] 《光华日报》，1929年10月9日。
[33] <社论：孙总理伦敦被难纪念>，《光华日报》，1929年10月11日；<评话：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
[34] 《光华日报》，1931年10月7日。
[35] <本社大事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四一）- 甲（四六）。
[36] 《槟城新报》，1931年10月12日、1932年10月17日、1933年10月11日、12日、13日、1934年10月11日、12日、1935年10月11日、12日、1936年10月12日、1937年10月11日、1938年10月11日、1939年10月11日和1940年10月11日。
[37] 《光华日报》，1931年10月12日。
[38] 《光华日报》，1932年10月11日。
[39] 《光华日报》，1933年10月11日。
[40] 《光华日报》，1934年10月11日。
[41] 《光华日报》，1935年10月8日、1937年10月7日和11日。
[42] 《光华日报》，1935年10月11日；<本校七年来大事记>，《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槟城：钟灵中学，1938），页31。
[43] 《光华日报》，1939年10月7日和1940年10月9日。
[44] 见《光华日报》，1932年10月11日、1933年10月11日、1934年10月11日、1935年10月11日和1937年10月11日。
[45] 《光华日报》，1931年10月12日。
[46] 《光华日报》，1934年10月6日和11日。此校舍也选择在隔年的双十节竣工，见陈充恩<钟灵学校之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二十三）。
[47] <惨痛悲愤中的国庆纪念：今年双十节给予我们的感想>，《光华日报国庆纪念特刊》，1931年10月10日。
[48] <星期评论：双十节献词>，《光华日报》，1938年10月9日。
[49] 见《光华日报槟城新报双十节纪念特刊》，1938年10月10日。《槟城新报》经过长期挣扎后，于1936年被《光华日报》收购后继续出版，见林文立<槟城华文报业的过去与现在>，槟州华人大会堂特刊编辑委员会《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槟州华人大会堂，1983），页415。
[50] <社论：把握求跃进的革命精神>，《光华日报》，1939年10月9日。
[51] 薄丝 <今年的国庆 >，《大路：双十节特刊》，《光华日报》，1939年10月9日。
[52] 见若冰 <抗战与中国革命 >，《大路》，《光华日报》，1940年10月10日。
[53]李恭忠<“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59。
[54]田海林、李俊领<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页31。
[55] <本社大事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四一）- 甲（四六）。
[56] 《光华日报》，1929年3月9日。
[57] 见<社评：总理逝世纪念>，《光华日报》，1929年3月9日；<评林：总理逝世纪念（二）>，《光华日报》，1929年3月11日；《光华日报总理逝世四周纪念特刊（一）》，1929年3月11日；《光华日报总理逝世四周纪念特刊（二）》，1929年3月14日。
[58] 《光华日报》，1929年3月14日，当天也有提及明新社之纪念状况；1929年3月15日，当天又一专栏“三月十二日”提醒民众勿忘这纪念性日子；1929年3月16日，当天“再续三月十二日”提醒民众三月十二日之重要性；1929年3月19日。
[59] 见《光华日报》，1929年3月11日、14日、15日和16日。
[60] 《光华日报》，1930年3月11日。
[61] <总理逝世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光华日报总理逝世五周纪念特刊》，1930年3月11日。
[62] 《光华日报》，1930年3月13日。其仪式跟中国1929年制定孙中山忌辰日仪式方法非常相似，见李恭忠<“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页59。
[63] 《光华日报》，1930年3月13日。
[64] 《光华日报》，1931年3月10日；《光华日报总理逝世六周纪念特刊》，1931年3月11日。
[65] 《光华日报》，1931年3月13日。
[66] 见醒亚<国难中的总理逝世纪念>，《光华日报》，1932年3月11日；望<总理逝世七周年纪念中的希望>，《光华日报总理逝世纪念特刊》，1932年3月11日；《光华日报》，1932年3月14日；老大<和平奋斗救中国：为总理逝世纪念而作>，《光华副刊第五十七号》，《光华日报》，1932年3月14日；。《光华日报》，1933年3月13日和1934年3月13日。
[67] <编辑室拾零>，《光华日报》，1934年3月14日。
[68] 有关中国的情况，见《光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69]编者<先总理微弱的抗敌救国呼声—国人听诸！ >；无名<纠正诬蔑中山先生的一种言论>《光华日报孙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1935年3月11日。
[70] 《光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71] 《光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72] 《光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73] 《光华日报》，1936年3月10日。
[74] 《光华日报》，1937年3月13日。
[75] <小论：总理逝世纪念感想>，《光华日报》，1933年3月13日。
[76] 有关这三点的演说，见《光华日报》，1938年3月13日、1939年3月13日和1940年3月13日。至于社论、评论、副刊等，见<社论：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感言>，《光华日报》，1938年3月11日；南风<抗战中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槟风第一六五五期》，《光华日报》，1938年3月14日；<评论：纪念总理与抗战建国>，《光华日报》，1938年3月11日；震<用坚决的斗争来纪念孙总理！>，《光华日报》，1939年3月11日；傅雁<发扬孙总理的战斗精神—为纪念“三.一二”而作>，《光华日报》，1939年3月13日；<社论：光大总理的革命精神>，《光华日报》，1940年3月11日。据刘洪钟指出，《光华日报》在七七事变后，立论痛击日本侵华的野心，呼吁全体华人竭力支持筹赈，见刘洪钟<光华日报七十年 >，钟城芳主编《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81），页117。
[77] 李恭忠<“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页59。
[78]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页210；<本社大事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四一）。
[79] 《光华日报》，1927年11月14日。
[80] <评林：国父诞生纪念>，《光华日报》，1927年11月9日；<论坛：可爱之十一月>，《光华日报》，1927年11月11日。
[81] <社论：总理诞辰与和平纪念日>，《光华日报》，1928年11月10日。
[82] <评林：总理诞辰后的感想>，《光华日报》，1928年11月16日。
[83] 《光华日报》，1928年11月13日。
[84] 《光华日报》，1929年11月9日。
[85] 见《光华日报》，1929年11月13日、14日和16日。
[86] 《光华日报》，1929年11月13日。
[87] 《光华日报》，1929年11月14日和16日。
[88] 《光华日报》，1931年11月13日。
[89] <来论：如何纪念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光华日报》，1931年11月10日。
[90] 《光华日报》，1931年11月13日。
[91] 见《光华日报》，1932年11月13日。
[92] 《光华日报总理诞辰纪念号》，1932年11月12日。
[93] 《光华日报》，1933年11月13日、14日和1934年11月13日。
[94] 《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3日。
[95] 《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3日。
[96] <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一）>，《光华日报》，1935年11月8日；<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二）>，《光华日报》，1935年11月9日；<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三）>，《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1日；<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四）>，《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3日；<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五）>，《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4日。
[97] 《光华日报》，1937年11月13日。
[98] 《光华日报》，1937年11月13日。
[99] 《光华日报》，1937年11月13日。
[100]寄鸿<纪念总理勿忘筹赈>，《槟风第一五五一期》，《光华日报》，1937年11月8日。
[101] 《光华日报》，1939年11月13日和1940年11月14日。
[102] 《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1日、1939年11月14日和1940年11月14日。
[103]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 p. 29.
[104] 《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1日。
[105] 《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4日。
[106] 《光华日报》，1939年11月13日和10日。
[107] 见<社论：今日与明日>，《光华日报》，1937年11月11日；万里<实行总理的三大政策—纪念孙总理诞辰>，《槟风》，《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1日；力生<正确认识，努力实践—纪念孙中山先生（上） >，《槟风》，《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4日；<社论：两个纪念日>，《光华日报》，1939年11月11日；<社论：总理革命精神照射下的暴日>，《光华日报》，1939年11月13日；<社论：中国人最值得庆祝的一日>，《光华日报》，194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