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四”事件廿周年 （直挂云帆）

今天（6月4日）刚好是中国“六四事件”廿周年。在这20年内，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回顾“六四”的导因和其后来的发展是具有深刻的意义，也可以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
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后，在1978年让权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真正启开了邓小平的统治年代（1978—1994，因体弱退出公开亮相；1997年2月19日香港回归前逝世）。

在1978年的中共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定了毛泽东功过三七对开。在“坚持毛泽东思想是立党的根基及社会主义是立国的方针”下，他又全面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鼓吹的“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论，并将“十年文革”（1966—1976）归纳为十年动乱，为“文革”划上句号。

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起用了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以取代华国锋辞职的空缺；也同时恢复总书记制，提拔其亲信胡耀邦担任党的实权领导人，并在这一年为在1966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逝世）平反，从而架空党主席华国锋而不得不于1981年辞职，只保留党中委职位。

接着，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大全国代表大会上，敲定邓小平的新政治秩序是“拨乱反正”，除平反许多冤案外，也纠正建国以来的若干失误，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并将“改革开放”列为头等国家大事。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将毛泽东从神坛请下来，并按照中共的建国方针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便在既定的基础上，开拓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在这方面，邓小平倡议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求理论基柱，因而提出了走“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回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来演绎他的新经济导向。这之中出现了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以告别计划经济。邓小平理论就这样出台了。但由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推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难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的扩大。例如，在没有资本家的年代，只有那些拥有权力的官员和干部得以通过各种途径累积资本，他们有别于所谓“个体户”。在80年代冒出来的“个体户”是不具有社会地位的，顶多是小本经营零售业或来自农村的农民以农产品销售起家。这一批“个体户”自然无法与官争，也因为这样，在缺乏法律控制与监管下，干部官员也找到致富的门窍，并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随意敛财，造成“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衍生了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的弊病。这意味着“私有企业”危及乃至蚕食了国营企业。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也引进西方文化和思想，自由民主成为一个流行的术语冲击着许多年以来的单元文化和单元思想。这又意味着西方的自由价值观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在两个外来的思想发酵下，中国终于在1986年面对第一波从合肥科技大学引发的学潮和所谓的民主化运动，结果导致比较倾向自由化的胡耀邦在1987年被撤总书记职。

虽然赵紫阳被邓小平任命顶替胡的空缺，但他让出的总理空缺却由一位保守的先烈后代李鹏接上。换句话说，在邓小平的巧妙布局下，党国的领导班子已是自由与保守的结合体。由于新秩序对市场经济的放任和官员也加入其中，导致投机倒把和贪污腐败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尽管中央三申五令，还是无法在改革中找到平衡点。

赵紫阳一方面强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不让毛泽东打下的江山变色；但在另一方面，又加快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策，使到中国在1989年春季时，无法消化从农村涌向城市谋生的五千万游民。这种严重的失调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膨胀，刺激在城市生活的“无产阶级”人民的不满、失望乃至对新政策的迷失。

正在这个时候，已退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而在4月22日中央为其举行追悼会的同时，数十万民众出现在广场哀悼之余也发出无声的抗议。过后几天，北京的大学生行动起来，直接针对官员的滥权和贪污提出了抗议，学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久久不愿撤退。消息传开，几乎全中国的高校生都动了起来。有鉴于事态严重，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将之定性为反革命的“动乱”。到了5月4日，学生又借“五四运动”70周年将抗议运动推向高潮，变成赵紫阳与邓小平站在对立面。

同情学生运动的赵紫阳明知斗不过保守派，他还是在5月19日走向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请求他们解散离去但未果。在这之后，赵已失去领导权力，改由李鹏发号施令。北京很快进入戒严状态。6月3日，军队开始进入北京城区，6月4日天安门被清理。一时之间，有关“六四”事件被外国舆论炒热起来，中国也因此突然掉进了严冬。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6月被撤职的赵紫阳的空缺不是由李鹏顶上，而是在邓小平力荐下，调上海书记江泽民递补，才勉强使时局平静下来，但世界舆论仍未支持中共的平乱行动。

直到1992年邓小平（虽然已在1989年卸下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依然以最高权威统帅的身份在“南巡”的过程中，坚持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要全中国上下继续加大和深化改革的历程。他主张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也力倡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不论此举否定意味着推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中共将之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朝着这一方向，中国加速融入西方世界，而在20年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大的经济实体。因此从正面来开，“六四”事件刺激中国当权派力争上游，经过十年的“韬光养晦”（1993—2003）后，胡锦涛终于在2003年发出中国将“和平崛起”的豪言壮语；但从负面来看，“六四”事件一直是中国一道“永远的伤口”，虽然之后反贪绝不手软，但还是难于向国际舆论解释清楚。其症结在于中国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它可以为中国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既不会威胁世界和平，也不会使中国人民再次受难，也就对“六四”事件的立场有所坚持和有所保留，不接受“平反”之议，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坚信“六四”之后的廿年，中国这条路是走对了才有今日的成就，宁可留下争议，也不想再翻案。至少在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有此大动作。

刊于2009年6月4日 《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