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驻马首任大使王幼平 （跃马扬鞭）

我国首相纳吉在马中关系穿越了35年的历史长廊和两国同行远远超过千里之后，引用了老子名言来形容万事总有个开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但这千里之行是谁先跨出第一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以70年代的中国来说，它确然在尝试打破西方世界的包围和“封锁”，才有了美国总统尼克逊在1972年的破天荒北京之行，以便能引导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和建交。不过对于较小的国家来说，中国也无法强求有太快地转变，而是在转动世界的同时，也静观其变，以免造成一种压力。马来西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成为勇敢跨出第一步的东协国家。这就是说，马中建交的第一步是时任首相的敦拉萨迈开的，当然中国也有强烈的意愿，因此有了纳吉所形容的因为其父亲走了这第一步，才有今日的成果。

就这样马中两国终于在1974年5月31日签署了建交公报，为东南亚的历史掀开新页。但在建交之前，马来西亚顾虑多多，几经挣扎和审时度势才下定这个决心。正如敦拉萨在5月29日拜会中共主席毛泽东时，心中挂虑的还是马共与中共的关系，但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见王幼平回忆录）。

当两国宣布建交之后，倒是中国的挂虑比马来西亚还要多，因为在建交后的互派大使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它要派谁才合适呢？毕竟马中建交是一回事，而马来西亚政府坚持反共立场也是另一个事实。还有马共的问题又间接踢回中共的脚下，加上华人人口有五百万之众，在在都是属于敏感的历史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超越外交礼节应时，造成双倍压力。

在两难底下，卧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乔冠华外长的人选名单后，直接指定派具有经验的外交家王幼平出任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周恩来相信他可以胜任此职。

王幼平（1910—1995）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是最具资格的？原来他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在1931年加入红军后，就跟随毛泽东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后，王幼平还在大西南进行解放战争（第二野战部队），突于10月5日接到命令调回北京，原来要他出任大使。在服从领导下，这位老红军就在外交部接受8个月的培训（1949年11月到1950年7月）。周恩来告诉他们，既要会“武打”也要会“文打”。就这样，在1950年8月他的第一站是到罗马尼亚（东欧共产国家）当大使。当年中国也只有13位驻外大使，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承认中国的国家寥寥无几。

在罗马尼亚担任4年大使后，王幼平被调到挪威担任大使（1955—1958），也就是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继后，王幼平被调派出任柬埔寨大使（1958—1962）。毛泽东主席交待他，在柬埔寨不要宣传共产主义。连续担任三国大使后，王幼平回国短暂工作，又于1964到1969年派驻担任古巴大使，周旋于古巴既亲苏又不愿反华的颠簸政策之间。

1969年中国的“文革“达到高潮，周恩来提名王幼平出任越南大使，别具政治意义。这期间胡志明主席逝世，外交工作也因“文革”变得吃力和紧张。他一直担任到1974年8月。

回国休息一阵后，已是老练外交家的王幼平怎么也想不到会被派来马来西亚担任首任大使，但也相信周恩来选他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既已是驻五国的大使，也面对过复杂的外交斡旋，自然有信心应对马来西亚的政局。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希望由此打开缺口，争取东南亚国家的友谊，王幼平便成为不二人选了。

王幼平在其回忆录中也比较详细地描述他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问题：其一是马共的问题，其二是华人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是马中谈判建交时的大问题和大阻力，双方先后谈了11轮，历时18个月，最后才敲定建交的原则。

1975年1月，王幼平偕夫人到吉隆坡履新，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也是他从来未面对的挑战。因为马中建交只限于官方对官方，没有涉及民间自由往来。除了少部分商家和上了年纪的华人可到中国从事贸易和探亲外，下来就是患病人士赴华就医，没有民间对民间往来这码事。

例如犹记得槟城有一批华人组成了以前市长崔耀才为首的民间欢迎团，准备迎接中国大使上任就被煞车。它被指为不符合外交礼节。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平常不过的礼仪，但在那时可就是敏感的课题。

《星槟日报》在那期间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说“过去既未对其他国家使节如此对待，也不宜对中国使节另眼相看”。王幼平在其回忆中指说这是向他“下马威”；但他也因之感到国情不同而必须小心翼翼，便将工作重点放在官方的接触，避免与民间打交道。虽然他在任期间有过7次离开吉隆坡到其他州旅行，邀请地方官员访华，但为避嫌，他不到靠近马泰边境的北马进行访问，似乎未到过槟城，也未到过东马。

在当时，大使要外访，是要向外交部提出申请的。而王幼平牢记乔冠华外长在临行前所交待的：注意掌握政策，减少马政府疑虑，站住脚就是成绩。王幼平将之归纳为“无所为而有所为，不做工作就是工作”。

由于王幼平的“无为而治”的应变能力，强化了官方的良好关系，因此敦拉萨在观察一段日子后，向《时代周刊》的记者说中国大使在马的活动是合乎外交常规的。换句话说，王幼平已“不负所望”做好本份。当1977年他离任时，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热情接待他，并亲自送他到轿车挥手离去。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敦拉萨在建交前的“举步千斤”，换来了王幼平在建交后的“举步维艰”。两个辛苦结出甜果，马中关系扎了根，后来人更使之开花结果。今天的纳吉之行也证诸了敦拉萨的远见与果断，适时地踏上时代的列车。

刊于2009年6月9日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