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身已是半世纪•前尘往事历历在目 李光耀三会林苍祐

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资政调别马来西亚廿年后，又再一次踏上这片他熟悉的土地，但已物是人非。那些与他交过手的“亦敌亦友”或新知旧两也多已作古，包括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第三任首先胡先翁、马华第二任会长陈修信、前巫青团长赛惹化、人民进步党党魁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等。

也许与他同时代而且曾经有过合作关系的，只剩林苍祐一人，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李光耀与林苍祐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但命运也不相同，因为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形成“南辕北辙”的局面。若将他们的异同点联在一起，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是花开两朵，各表丰采。

（一）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的新加坡，今年86岁，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执律师业。

林苍祐出生于1919年的槟城，今年90岁，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生，执医生业。

（二）李光耀于1950年由英国返新，并于同年与同学柯玉芝律师结婚。婚后夫唱妇随，夫妻恩爱。

林苍祐于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偕另三名友人同赴抗战中的重庆，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部医务处长兼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陈诚（蒋介石于1949年折迁台湾后，他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及副总统）的私人医生。

他在重庆认识了来自湖北的姑娘，在重庆的红十字会担任救护工作（她也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因时局动乱，未毕业就投身社会工作）的吴欣燕。

1947年他们两人在香港结婚，然后踏上征途回返槟城，子承父业（林苍祐的父亲林萃龙是儿科医生，今日沓田仔的思明药房即是他父亲所创建的）。他们婚后鹣鲽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新加坡未纳入其中。

（三）回新加坡后的李光耀，1952年开始成为民间社团及学运的律师，崭露头角。1954年他联合左翼份子组建人民行动党，出任秘书长。林清祥是他最重要的合伙人。

1955年他率领人民行动党参加林德宪制下的大选，赢得三个席位，他成为反对党领袖。这一年林清祥也当选立法议员。

1957年他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新加坡市议会选举胜出，推荐王永元出任市长。

1959年5月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立法议会选举大捷，成为自治邦总理，时年35岁。

林苍祐在1951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槟州议会议员。同年6月，他组建槟城急进党，出任副主席，开始走向政治道路。

年杪，急进党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在9席中赢得6席，可惜仍处殖民地时代，未能起而执政。

1953年，林苍祐当选急进党主席。

1954年，林苍祐被英殖民政府推举为槟州首席议员（准备在将来成为首席部长），时年35岁。

这一年，他应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之邀请加入马华公会（当时一个人可拥有双重党籍）。他主张急进党解散，集体加入马华公会。虽然有人不同意追随，但党元气大伤，已无能力参加下来的选举。

1955年，林苍祐以马华候选人身份领导联盟参加槟州议会选举，14席全胜（另10席保留英殖民政府委任），林苍祐继续当首席议员，并被槟州议会推举出任联合邦立法议员，也成为槟州联盟的领导人。

1956年，林苍祐出任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林苍祐举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婉拒东姑的献议。

1958年，林苍祐在马华党选上，击败创会会长陈祯禄，荣任马华第二任会长。

1959年6月联盟党争开始，林苍祐领导马华要求分配1/3的国席（即35至40席）不果与东姑闹翻。

在此艰难的时刻，李光耀也刚刚上台组织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因此在不合适的时机，林苍祐与李光耀试图建立关系的努力就这样擦肩而过。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林苍祐的心腹，也就是马华公会的宣传主任杨邦孝（在党选中击败陈修信，他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有鉴于事态严重，专程跑到新加坡请示李光耀提供应对之策。

他与李光耀是挚友，可直接到他家拜访。此时李光耀才上任总理不到两个星期，杨邦孝就突如其来要求李光耀施出援手，就马华与巫统闹意见事发表文告表示同情马华。杨邦孝说是马华会长请他来要求李光耀表态的，但李光耀认为老朋友（指杨邦孝）要他争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使他非常为难和不安。因此他告诉杨邦孝虽然同情马华公会，但绝不会惹巫统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目标是与马来亚合并。

不过，在许多年以后，杨邦孝还清楚记住这件事，而李光耀也有一些抱歉未更用心听杨的诉求，也认为不应该把他的要求当作妨碍了李的计划。（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1—382）

由于李光耀未顺应杨之请，也就搁置了李光耀与林苍祐见面的机会。

（四）1961年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被李光耀抓住了机会，积极地争取早日实现，以便通过加入马来西亚使马新重新合并，并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但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的左派分歧也就公开化了，导致林清祥率一大批人离党另创新加坡社阵，与李光耀对着干。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李光耀在一周后也举行大选来稳住阵脚。这一仗社阵夺权失败，李光耀与社阵更是势不两立。

顺着这一政治变化，李光耀的第二个部署是插足西马的政坛，因而在1964年派出9名候选人参加国会选举，以便在西马立定脚跟，而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与巫统直接合作。
虽然只象征式的参选，李光耀亲自挂征在西马大城市的演讲却掀起千层浪，出席群众大会的人数以万计。

他一方面攻击马华的右派立场；另一方面也攻击社阵的亲共立场，打出了他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其结果只蒂凡那一人中选，但其意义是深远的。蒂凡那成了李光耀的“化身”，在西马扩展力量（蒂凡那后期与李光耀交恶是另一回事）。当时他确实是人民行动党在西马的代理人。

林苍祐在错失与李光耀“结盟”后，也于1959年大选后辞卸马华总会张职（一个咄咄怪事是马华总会长竟不是联盟的候选人），接着在翌年退出马华公会。

1961年林苍祐忙于重新出发，另组民主联合党再战江湖。他的对手是马华公会，也是势力强大的社阵。换句话说，当李光耀忙于在新加坡与社阵抗争时，林苍祐也为其征途作绪住。1964年他领导民主联合党（UDP）角逐大选。他在丹绒国会选区，就面对马华、社阵与人民行动党的三面夹攻，最终脱颖而出，林苍祐又回到国会（槟州议会则夺得4席，成为反对党领袖）。虽然是孤军作战，但不久林苍祐在大选后也找到知音，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有了互动，这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吧！

1965年李光耀有感于斗争还要持续下去，光靠人民行动党是无法震撼联盟，尤其是马华；也不易招架左派统战的反大马的运动，因此也来一个急转变，将西马及东马的反对党（除左翼的社阵外）结合起来，于5月份在吉隆坡成立了“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正式宣传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

参加团总的是人民行动党、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砂马华达党、砂人民联合党（这个左派政党因参加团总，几乎闹分裂）。无可否认的，团总在气势和力量上尚不及联盟及社阵，不过李光耀却成功地使到林苍祐接受他的理念。

由于林苍祐与马华不咬弦，与社阵无从合作，情况正好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也就促成李光耀在1965年与林苍祐有了直接和正面的接触，这也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互动。

我在撰写《林苍祐评传》时曾提及李光耀有意拉拢林苍祐到新加坡发展当部长，因为他认为在新加坡林苍祐可以一展长才。

这段秘闻是我在访问林苍祐的左右手郑耀林时，由他亲自揭开的。我当时（1985年）对郑耀林的话有所质疑，他则用肯定的口吻说，他不是在捏造故事，请我放心将这段往事带进去。我记得张景云在《亚洲周刊》写书评的时候也曾质疑这一段描述，后来我也为文在《亚洲周刊》道出原委。

当然两虎后来并未共事，而马新的政局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新加坡突然于1965年8月9日宣布退出马来西亚，也因此累及刚成立不及三个月的“团总”无疾而终。

不知是造化弄人或是命运注定李光耀与林苍祐是可以成为好朋友，但不可能成为政治伙伴。

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将民主联合党纳入民政党后，终于熬出头来，夺得槟州政权而成为槟州的首席部长。

这个时候，李光耀继续是新加坡的岛主；林苍祐则是槟城的新岛主，两个岛主谱出不同的曲子。林苍祐努力打拼槟城；李光耀不遑多让，也在新加坡自力更生。他们各展长才，各别巩固了岛主的地位。

自1965年后，李光耀就不曾再来槟城进行官式访问，他与林苍祐也就不再谈政治只谈友谊。

廿四年后，李光耀再次踏足槟城这块土地，那是1989年的事，主要是探访年迈多病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一笑泯恩怨。

无独有偶的是李光耀在1965年与东姑关系交恶而退出马来西亚；林苍祐则是1959年与东姑交恶退出马华公会。他们同病不相怜，因这是两码事。

当1989年李光耀来槟时，他第二度又再与林苍祐喜相逢，但这一重要会晤已是物换星移，彼此是不同国家的政治人物，昔日的政治情怀已走进历史。

为了解槟城的发展成就，李光耀刻意在槟城大桥参观和观察。那个时候槟城和新加坡之间的差距，大概只有10年，因为新加坡还在等待中国的第二波开放。

同样巧合的是：李林第二度会面后，李光耀在1990年11月辞卸总理职，由吴作栋顶上；而林苍祐也在同年的10月大选失利，将首席部长位子让予同僚许子根接班。

在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的年代，他与李光耀失之交臂。但这一次李光耀来访也会拜会这位新科中央部长，算了弥补其中的遗憾。

对于林苍祐来说，更具历史意义。这是他和李光耀第三次的会晤，而两人已垂垂老矣，岁月不留人。如果他们回味前面所提及的往事，不知是哑然失笑或是心领神会呢？但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一个时代的政治强人，也为历史留下一个遐想的空间。

刊于2009年6月12日 《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