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土著股权的政治意义 （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宣布撤销已执行38年的土著股权政策，允许我国现有上市公司另行发股集资或寻求上市的公司，无需遵守30%土著股权的限制。不过原本规定25%在市面上流通的股权，其中半数（12.5%）则必须保留给土著持有。

这也是财政部长的纳吉4月上任以来的第三个大动作。第一个是推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第二个是在5月宣布拨款600亿的振兴配套（连同3月份的70亿发放，共达670亿元）及第三个是废除上市公司保留30%土著股权的限制并夹带多个重要措施。如果连同较早前对27个主要服务领域及金融领域不受土著股权的限制，意味着纳吉准备对备受争议的30%股权作适度的调整，但不是不再扶持土著，而是政府将以其他方式来达致既定的目标。例如成立“国家股权公司”（Ekuinas），就是要通过参与及合作来巩固土著的经济地位。

从上述看来，纳吉的三大战略既可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更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战略意义。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后期已被非议为流弊多于实质效果的土著股权政策在公文上划上句号，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靶子，并希望在心理上解除非土著多年积压的诉求，争取他们倒回支持国阵。

无可否认的，由敦拉萨于1970年推出的新经济政策是“513”事件后的政治产物，用以争取马来人依附巫统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他的前任者东姑阿都拉曼被指责对马来人利益的忽视而导致独立12年后仍然生活在贫穷的边缘。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后来成为第四任首相的马哈迪，他的经典著作《马来人的困境》（1970年出版被东姑查禁直到1981年才解禁）就质疑东姑的领导能力，“以致政府再也不能感触到人民的意向”。

东姑的辞职，如果不是直接，也是马哈迪的一封公开信（1969年6月17日）促请东姑下台“谢罪”所间接造成的。他也因之付出被开除党籍的代价。虽然马哈迪当时一无所有，但他却是扭转国家政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判定了他由始至终是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因为这正是马哈迪所要看到的。

在初时，新经济政策基本上获得全民的支持，它所标榜的两大目标：重组社会及消除贫穷是无隙可击的，。再说，华人也刚经历“513”事件的惨痛经验，自然是不表异议或沉默以对。就这样，在敦拉萨（1970年上台）领导下的政府，从多方面切入政经课题。一揽子的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一个与东姑截然不同的国家。当然这不是对东姑的“背叛”，也不是对东姑功绩的否定，而是东姑的100%的亲西方的资本主义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和在城市中取得立足点，惟有动用国家机器的整体力量才能从根本上保护马来人的利益。这就无形中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采用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手段。例如随之而后政府组成了许多官方机构，举其荦荦大件者有国家企业公司（Pernas）、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城市发展局（UDA）、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MISC）、国家投资公司（PNB）及各州成立经济发展局等等都是政府引用了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经济理论来保证新经济政策获致成功。

1973年，政府对第二个马来西亚计划进行中期检讨时，明确的指出，政府的目标是要在20年后（1990年）马来人及其他原住民（概称土著）将在工商业的各领域占有经济股权的30%。它发现在1970年时，马来人的股权只占1.9%，外资占60.7%，华人占22.5%及印度人占1%。因此政府准备重新分配股权，以便在未来20年达成下列的比例：马来人30%、非马来人40%及外资30%。

自那时起，土著与非土著的名词也就约定俗成了，用以界定其身份和地位。

1975年政府为加速在工商领域扩大土著股权，在国会通过了具争议性的工业协调法令，它明确地规定凡工人超过25名，资本超过10万元的小型制造业，必须申请执照，外国投资者也不例外，引起华社不安。经争取后，政府调高资金数目及工人数目。但无可否认的，凡是涉及申请执照的行业，若未有30%的土著股权，将会面对重重困难。

由于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深化；尤其来到马哈迪主政的年代（1981—2003），也在后期衍生许多问题，包括滥权与某些人利用新经济政策以自肥。不过马哈迪巧妙地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岔开了人民对新经济政策的注意力，而对未来的30年充满憧憬。宏愿之声不绝于耳，也响彻云霄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暂时忘掉眼前的不快，放眼未来生活在先进国的水平中。

可是在今天看来，我们是可望不可即的；甚至连政府也认为土著的30%股权都未达致，只占19%有余，那来宏愿的落实？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厢，又有人指出土著股权已超过30%，这个论点以林德宜的调研报告作为争议点，因而出现建议应停止新经济政策无限期的实施下去，以免争论不断。

纳吉上台后也就顺水推舟来一个急转弯，但不是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只是模式上的转型，以顺
应全球化的需求，并配合他的治国新理念，既可稳住经济往下滑又可在政治上取得正面分数，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毋庸置疑的，纳吉是第一位敢于触动敏感条文和政策的首相，先不论下来的经济绩效如何，我们还是欢迎和支持他勇敢地跨出第一步，为其父亲制定的政策作出适度的调整，多少回到阿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理论。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调和下，确实有互补长短之效，也对市场的干预有了制约。一方面它尊重自由市场的客观规律和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也稳住马来人的情绪，只是不再拨苗助长，可谓一举多得。就此而言，纳吉的大动作对政治的影响是无届弗远的。我们希望他能持之以恒，接着下来还有更多的惊喜，真正落实以民为本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治国方略。当然在不忘推动民主下，能对吡叻州的宪制危机的解决提出一个被各方接受的方案是最好不过的。

刊于2009年7月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