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是一种政治文化？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在战前已经有了示威行动，例如1937年为抗议日本侵华而开展的示威，此落彼起，蔚成一种反侵略的运动，具有其正当性。在战后也是延续了示威行动来表达人民的意愿。例如1946年马来人大团结运动就是为了抗议英国强行实施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在拿督翁领导下，终于成功地迫使英国放弃马来联邦宪政，并宣告巫统的诞生。 在这之后，巫统又成功地与英国签署新的宪政，那就是1948年生效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就这样，一个由巫统主导的马来亚联合邦成为我们日后的政治模式。所有的结果，盖因马来人敢于在广场示威而取得的，因此不能一口咬定示威是不好的，它有的时候，可以改变一个政策或国运。英殖民政府就是屈服于马来人的示威而改变了既定的国策。 不过，到了50年代，由于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而在1955年的普选中胜利之后，就不兴示威了，因为它已跃居为执政党，且在1957年带领马来亚走向独立，自然对示威有不同的想法。 在当时的环境下，独立的马来亚政府乃在1960年宣布用内部安全法令取代紧急法令，一方面可以遏制示威；另一方面则如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曾保证不会滥用内安令，并指主要是要对付共产份子或亲共份子的活动。 虽然如此，在60年代的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示威游行已成了左派政团的一种标志，政府的镇压与逮捕行动也形成一种政治手段，彼此在相互消长，又相互斗争。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中，东西马的左翼政团竟能合作起来向英国当局和马来亚政府发出抗议示威游行，其中扮演出位的角色的首推马来亚劳工党及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这一对难兄难弟深深地卷入大时代的洪流中，但它们无法阻挡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 而最震撼人心的一次左翼示威发生在1967年。这一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旧币（有英女王肖像）贬值15%，因为英镑对世界货币贬值逾15%。在市民一片喧哗声中，劳工党带头示威并号召大罢市行动，引致事件扩大。为稳定局势，政府即刻宣布取消旧币贬值措施，按1元对1元的等值来更换新币。虽然劳工党的行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也因之把整个党搭了进去。自此之后，劳工党支部多个被查封，党员被捕又时有所闻。有关事件后来不幸失控也酿成种族冲突，造成局部地区戒严。 转入70年代，示威的性质似乎有些改变，它不再让左派专美。那个时候，马来激进份子也起而动之，最明显的莫过于1974年安华参与领导的反饥饿运动，引致政府援用内安令将他扣留两年。 还有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的已不局限左翼中人，连行动党的林吉祥也被扣留。这样一来，原本对内安令有所保留的行动党开始对内安令大加讨伐。 尽管面对的压力有增无减，马来西亚政府却坚持内安令是不能废除的，也是不需要修改的；而反对派所持的理由是内安令已告变质，不是专用来对付共产，而是用来对付异议者和反对党。因此抗议行动持续不断。 其实，示威游行在80年代也不是反对党的专利，而是我国首相马哈迪在1981年就位不久后，就通过群众示威的力量展示政府限制王权的决心。他的斗争是艰辛的，但他却能调动万千的人民给予政府支持，可见他深知示威在特定议题下有其必要的威力。 从这样看来，示威又似乎分成合法与非法的，合法的可正大光明在街上招摇过市；不合法的有时也是硬闯关而造成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例如1998年安华被革职后掀起的示威浪潮是万人空巷的，政府一时之间也未采取行动驱散队伍，到后来形成对峙时，安华终于被捕下狱而暂时结束示威运动。 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示威总是有它本身的议程和名堂，就如近日的示威是针对内安令而来，他们要求废除内安令，政府同不同意是另一回事，至于政府会修改到什么程度，让人民满意它与民主俱进则又是另一种考验。这就是说，双方对内安令有了一些“共识”，不再是过去的“没协商余地”，关键是在政府会对反对党让出多少步？ 在这个课题上，首相纳吉首次开口可以准备地点例如体育场让人民集会，而不应选择在街头示威的言论是值得重视的。这至少说明政府不再对示威采取打压和不准的手段，而是准备“略开言路”让人民舒展不满心声，在间接上似乎难于否定示威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无法杜绝的活动。如果我们同意国民有基本的人权，那么政府提供适当地点集合，又腾出一段不影响交通和生意的公路让群众游行示威，那会使人感觉政府已跟上民主的步伐。 既然政府或已同意不具武力和暴力示威是存在的政治现象和一种政治文化，则警方就无需对反对党具有偏见，视它们为洪水猛兽。只要是申请得当，而且确保是和平集会与游行，无妨让不满者慷慨激昂一番，不然老是压制与扣捕，也不是个办法，政府也总得拿些诚意让人民认为政府变得民主与开明，这对执政党一点坏处都没有。何必动辄如大敌临头，搞得紧张兮兮呢？相信纳吉具有“创意”的这一番话也是有感而发的。也许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深入思考示威是不是一种政治文化？如果是的话，这对我们认识示威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帮助。